长孙无忌，曾领衔编《太宗实录》，他很强调皇帝应严于律己，以便将政绩载入国史。他在《贺河清表》中说：“伏愿陛下上承天意，下谕人心，昭告寰瀛，编列国史。”（45）这与唐太宗以史表彰本朝功业的思想是相同的。
    高俭，曾领衔修《文思博要》，他在序文中将该书之修“比邱明之作传，侔子长之著书”，表明该书是作为史来编纂的，又称该书主旨为“义出六经，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则，极圣贤之训，天地之道备矣，人神之际在焉。”（46）
    综观以上各家的史学价值观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考虑的都是史学的政治作用。他们是把历史纯粹作为政治史看待的。这种看法虽说有些狭隘，但毕竟抓住了史学的主要特性。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因为史学既要反映人类的活动、发展，而人类的活动、发展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处处离不开政治，因而史学与政治就形成密切的联系。但贞观年间政治和史学结合的密切程度则是空前的。这之前虽历代都有关于史学作用的探讨，但是很零散，而贞观年间则相当集中。唐太宗君臣亲身经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对隋的酷政和农民起义威力印象颇深，“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47）《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和臣下论政的记录，共有二百五十七小章，其中有十九章明确谈论史书或引用史书，有四十一章谈到以隋为鉴，有一百零二章谈到以古为鉴。由此可见君臣对借鉴于史的重视程度。
    考察了贞观君臣的史学价值观，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贞观年间官方修史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为什么贞观年间是古代史学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即贞观以前私人修史占优势，贞观以后官方修史占优势。我们还可注意到，贞观年间的史学评论者具有史家和官吏的双重身份，这既有力地证明了封建史学和封建政治的结合，又说明此期的史学观念对于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贞观年间的史学价值观在实践中是怎样体现的呢？以下分三方面述之：
    1、改革了修史制度，以后历代相沿至清末民初。贞观三年， 为了加强对史学工作的控制，唐太宗着手改革修史制度。
    唐以前，史职名称不一，或置或废。唐初武德年间仍沿袭隋朝旧制，由著作郎、著作佐郎掌史职，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将史馆迁入禁中，设在门下省北，并由宰相监修国史，著作郎则不再担负史职。（48）史馆中的史官“以他官兼领，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馆称”，（49）分为兼职、专职两种史官。馆内史官人数不过二、三名。《册府元龟·国史部·选任》述中唐任命史官，注云：“故事，史官不过三员，少或止于两员。至是四人并命，时论深以为非。”史官人数虽少，但“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50）
    改革的另一个内容是设专门机构修前代史，宰相总监。唐代以前，后代修前代史未成定制。断代史著述虽多，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资料丰富、包举一代的著作则罕见。如梁、陈、齐、周、隋等各代史，均无首尾完整的著作。所以史学发展的客观情势要求出现一种较为固定的官修前代史制度。于是，唐太宗顺应了这种要求改革的趋势，于贞观三年，在中书省置秘书省，专修梁、陈、齐、周、隋五史，由宰相房玄龄监修。
    改革的第三个内容是使实录的修撰成为定制。贞观以前，只有南朝梁修有实录，有“《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在贞观年间修《高祖实录》和在世皇帝的《今上实录》后，实录之修才制度化。正如陈光崇先生所指出：“自周、谢创修编年体的皇帝实录以后，到了唐朝，就成为官修史书的一种定制，每一个皇帝都必须修一部实录，记载他的生平事迹以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个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经历了一千多年之久，在史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52）
    以上三项改革，影响相当深远。唐以后历代均设馆修史，以宰相监修，直至清末民初。每一新朝均修实录、修国史，并且在前代实录、国史的基础上修前代史。因唐初补齐了前代正史，唐以后历代修撰前代史相沿成例，所以我国拥有连绵不断的二十六史。贞观修史制度的改革，当有一份功绩在内。
    2、围绕求鉴目的撰修大量史籍，为致治提供政治教科书。
    首先是补齐前代六部正史。唐高祖在位时，曾接受令狐德棻建议，于武德五年诏修前代史，不就而罢。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正月，五史修成上进。贞观二十年又诏修《晋书》，贞观二十二年修成上进。贞观不过二十三年，就修成六部正史，这成绩是空前辉煌的。
    其次是撰修本朝史，主要有起居注、实录、国史三种。起居注是修实录的主要依据，实录的主要依据，实录是修国史的主要依据。贞观二年废起居舍人，置起居郎二员，隶属于门下省。起居郎记载内容为“掌记天子之法度，以修纪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拜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曰，迁之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54）足以见起居郎责任之重，制度之严。起居郎一职既重，因而常以亲重大臣兼，“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度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55）唐代就曾有学者盛赞贞观时起居注之详实，“苏冕曰：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繇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56）这就为撰修实录、国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使后代对贞观时期的史事了解较为具体。《贞观政要》所载君臣间对话，甚为详明，这些史料得以保存，无疑是起居注详备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