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史学领域，正统问题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有争议的问题。千百年间，不同时代的史学家都为这个问题而“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耗尽了竹帛。尽管人们在对这一命题的界说、解释、阐发和运用时，因其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而不同，甚至还因人而异；但是，避开他们在争论中支离蔓衍的分歧和相互矛盾或者自相矛盾的方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争论的弦外之音却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统观念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种最深层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自从清末的梁启超反对正统论②以来，后世学者对正统论均持否定态度。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正统论与中国古代史学的关系，尚无系统的研究。诚然，千百年来的正统与僭伪之争，“直史家之私臆耳”③，谈不上谁是谁非；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观念，它直接左右着史家作史的动机、史料取舍的标准、史事褒贬的态度和洞察历史的见识，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本文就拟正统观念的缘起、形成和正统理论的发展，来讨论它在演进过程中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一、正统史观的产生1、“统”之观念的萌芽和原始的正统理论“正统”和“僭伪”（又叫“伪统”、“僭统”、“窃统”、“变统”等）是一对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命题。这对相反相成的命题的正式提出，是在汉代以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集权的一元政治与儒学中的名分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追寻正统观念的历史渊源，我们就发现，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有关于这种观念的原始形式--“统”的观念。就现存史料来看，至少西周初人已有之。周武王在灭商时就曾说：“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敕殷命终于帝”；又说：“惟时天罔食闻，厥惟废天命，降致罚；乃命尔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④。在他看来，商之代夏，周之代商，都是授之于天统，是天命人心所归。春秋时代的王满孙也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⑤；反之，如果天命一改，则必有人取周统而代之。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代，用天命来解释王朝授受统系的观念就已经产生了。这是“统”之观念的萌芽阶段。
    这种最初的“统”的观念的理论形式，是原始的正统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这种理论的创始人是战国时代的邹衍。他“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⑥。所谓“五德”，即指金、木、火、水、土所代表的五种自然力。其核心思想是，这五种自然力各具盛衰之运，依次嬗变，周而复始；每种自然力的兴盛与潜灭，一切天道人事都将随之而发生变化，王朝的兴亡与递嬗也不例外。进入汉代，这种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董仲舒在吸取阴阳五行学说中无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三统”说。他把朝代的递嬗归之于白、赤、黑“三统”之循环。董仲舒的“三统”说与五德相胜相生之说虽不尽相同，但在用天道来解释人事、用神秘的自然力来说明王朝代谢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继董氏之后，刘歆又作《三统历》，引《世经》以说明五德终始之运，以共工为非序，斥秦于帝王世系之外。他认为，周是木德，汉为水德，故而汉应直继周代。刘歆是原始正统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借五德之说任意排列王朝的世系和统序，实开后世正统与僭伪之争的先河⑦。
    2、正统史观的形成：由政治神话到史学论争“统”之观念在其萌芽阶段，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神话而被统治者阐发着、利用着。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这种神话来粉饰自己的封建君主。他引邹衍的五行学说，“推始终五德之传，以周为火德，秦代周德，所以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⑧。汉兴，以汉为火德，以克秦之水德。火德尚赤，故而汉初鼙鼓旌旗均以红色为上⑨。一时间，以五德之说证明自己授之于无统的政治神话，甚嚣尘上。
    “统”之观念由最初的政治神话转而为激烈的史学论争，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过程。司马迁第一次将“统”之观念引入史学。在《史记·高祖本纪赞》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蔽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蔽变易，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⑩。在他看来，汉王朝的统系直接受之于秦，故而三代、秦、汉一脉相承，代代相因，皆得天统。但是，在司马迁这里，只有“统”的观念，尚无“正”、“伪”之分。其后，刘歆作《三统历》，以汉直继三代，斥秦于帝王统系之外，颇有以秦为伪的微意。但刘氏《三统历》并不是历史著作，它只是“政治野心家假阴阳五行之说以文其奸谋”（11）。因而，说到底还只是一种政治神话。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正统和僭伪的要推东汉的班固。他认为，“汉继尧运，以建帝业”，批评司马迁“私作本纪（将汉王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而他自己“探撰前记，辍集所闻。以为《汉书》”（12）。很明显，班固不仅突出地强调了汉王朝直继尧、舜的正统地位，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将秦黜干帝王统系之外。秦既然不得入于帝王之列，当然只能算是伪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