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欧阳修之后，苏轼、司马光、张方平、陈师道等人又纷纷讨论正统问题。他们关于正统的理论界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欧阳修的影响。苏轼说：“正统之论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9）司马光也说：“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自今余之下皆谓之统，亦恐名未正也。”（20）可见，他们对于正统的理论界定与欧阳修是一致的。
    北宋的正统论者，由于对“统”的解释与前代正统论者有所不同，故而他们对历史上正统授受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北宋以前，一般的正统论者都认为正统是相承不绝，代代相继。北宋的正统论者则认为，正统有断有续，不必强立。欧阳修首倡“绝统论”。他说：“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绩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根据其对正统的界定，他认为，“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孚当，而正统明。”（21）欧阳修的绝统说，受到了当世和后世正统论者的支持。苏轼、司马光等都是绝统论的支持者。明代的方孝孺也认为：“举有天下者，皆谓之正统，则人将不正统可以智力得，而不务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骄肆而不知戒；举三代而下，皆不谓之正统，则人将以正统非后世所能及，而不勉于为善矣，其弊至于使人懈怠而无所劝，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归诸正统，或归诸变统，而不可必得，故贤主有所劝，而奸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22）。这就是说，正统只有有继有绝，才能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这是宋代正统理论的新内容，也是后世正统论者的共同见解。
    北宋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正统理论也由原来重于“君臣名分”的讨论，转而重点讨论“夷夏之防”。从华、夷的角度来论历史上的正统归属，这是南宋以来正统理论的崭新内容。南宋末年的郑思肖说：“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23），因此，决不可以正统与之。他认为，历史上只有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宋可称得上是正统，其余都是“僭逆”就连很多封建史家终口称赞的李唐王朝，他也认为非正统所系，因为李唐王朝的祖先是晋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而李暠又出于夷狄，身为夷狄之裔，决不能一国之统（24）。他甚至还想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著《正统通鉴》，从华夷的角度，采撰写中国历代正统沿革的历史。明代的方孝孺也说：“自秦以来，袭礼义而为中国者，二千年矣。人伦明而风俗美，乌得与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长，故虽强如符坚，盛如德光，不与之以中国之礼”。（25）因此，正统之论，不仅要“辨君臣之等”，而且还要“严华夷之分”（26），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扶天理，遇入欲”，的目的。这种理论发展至清代，就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
    纵观正统理论的演进过程，我们认为，正统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深层的理论，它既包含了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史学理论的一些重要内容，同时又积淀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学家的现实感触。因此，它在演进过程中，既有着一般的规律性的内容，又有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时代性的、个别性的特征。它是一个变动着、发展着的古老而又不老的历史理论；然而，万变不离其中：它是中国封建社会集权政治与封建道德一体化在史学领域所产生的怪胎。
    三、正统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作为一种普遍的、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而且深刻的影响。
    1、对史料取舍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们看来，“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 以扶万世之纲常”（27）。正因为如此，正统与僭伪之争，直接关系到对某个王朝历史地位的评价。从而也就影响着史家作史时对有关史料的取舍。在众多政权并立的情况下，一旦确立了正统与僭伪，史书必然是以书正统为重，而将僭伪之国一笔带过，草草了之。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以吴、蜀为僭窃，故书中对魏国的史事大小皆书，巨细无遗；而对蜀、吴二国则记得特别简略。沈约《宋书》以刘宋为正统，以北魏为僭窃，故而书中将刘宋入于本纪份量甚重；而将跖拔氏一代入于“虏索传”，草草几言。魏收的《魏书》以北方各国为正统，以南方各国为僭伪，故而书中将司马睿等东晋君主入于“僭伪传”，又将刘裕、萧道成等宋、齐、梁、陈四代君主入于“岛夷传”。南方各国几百年的历史，在魏氏笔下，只有廖廖的几页。其它如薛氏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及尹师鲁的《五代春秋》等。亦无一不是如此。元初，朝廷曾就修史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以修端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宋、辽、金三国，均是正统所在。故应各修一史（28）；以杨维桢为首的一派认为，宋是正统所在，而辽、金皆是伪统，故应只修宋史，以辽、金入载记（29）。结果，朝廷同意了修端一派的看法，遂有后世宋、辽、金三部正史的格局。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两个大分裂割据时期，直到今天，对这两段历史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这一方面固然与这二个时期政权林立、头绪纷繁复杂有关，但是，封建史家因正统观念的影响，对这二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记载残缺不全，却是最主要原因。再就民族史来看，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由于受正统观念中“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史家每每于书中很少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纵观二十四史，尽管几乎每部都有类似于《诸国传》、《东南夷列传》等记载，但它们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与所记少数民族悠久丰富的历史生活是极不相称的。中国古代的史部著作极其丰富，但有关少数民族的史料则十分贫乏，其中原因甚多，但因正统论而使史家产生夷夏之防、轻视甚至敌视少数民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