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褒贬史事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褒贬史事；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正统论的介入，使这种功能更加强化。因为，正统论就是“寓褒贬，正大分，申君臣之义，明暴仁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诛人伪”（30）。以正统而正君臣名分父子关系、夷夏之防，是历代正统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每个正统论者的主要目的。因此，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必然要涉及到对某个王朝的褒扬或贬抑。魏收的《魏书》以北方为正统，故而在书中对南方的东晋和宋、齐、梁、陈各代，则大加贬斥。他写到：“司马睿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躅天蹐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31）。他又说：“二萧（指萧道成、萧衍）竞涂泥之中，同蜗角之战，或年才三纪，或自不或终，而偷名江徼，自拟王者，考之遂古，所未前闻。昔勾践致贡而延世，夫差争长而后死，两寇方之吴越，不乃劣乎？”（32）相反，唐代的皇甫湜正南而伪北，故而在《东晋无魏正闰论》中，他对东晋如此所述则大加褒扬、纵观中国古代史学，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凭一己之臆，妄加褒贬之风，几乎代代有之。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史学的广为泛滥，与正统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3、正统论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道路的制约正统论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道路的制约，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正统论的介入，使中国史学抛弃了由司马迁开创的“通古今之变”--从客观上探讨历史变化及其成因的史学宗旨，转而走上了与现实政治联系过于密切，从而使史学成为政治附庸的狭窄小路。
    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可以称之为鉴戒史学。它是由史的“劝善惩恶”作用演变而来的。孔子著《春秋》，“惩恶劝善”（33）是要明君臣之分，以维护周天子的统治，从而开后世以史为鉴之先。直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以探讨历史上的“成坏”、“兴坏”之由取代了“善恶”。从而，中国史学开始了由简单的借鉴而走上了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历代盛衰的最初路途。但是，正统论的介入，使司马迁创导的这种治吏宗旨难以贯彻。因为历代的正统之争，说到底都是为本朝争地位，为当朝的封建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班固著《汉书》的目的如此，陈寿与习凿齿的魏、蜀、正、伪之争，也是如此。南北朝时代“霸史”纷出，亦各自为了“推奉正朔”，“假名窃号”而“辍述国史”（34），明修《元史》，在“因以往之废兴，用作将来之法戒”的同时，更强调朱元璋得天下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35）。再如，关于蜀、魏正伪问题，北宋时代史家都正魏而伪蜀，而南宋时代的史家则正蜀而伪魏。因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36）。由此可见，历代的正统之争，都是为当朝的现实政治服务的。以至于封建时代的少数史学家都认识到，正统之论，皆是“浮于当代之论”，“未可一格也”。史学与现实的这种高度结合，使得史学日益政治化，庸俗化。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从宏观上治史的宗旨自然得不到发展。从而，我国古代史学在未来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只能在“史纂”和“史考”的狭窄胡同中俳徊了。
    其次，正统论之介入史学，使得中国史学的伦理化趋势日益强化，通过正王朝之统而正君统，通过正君统而正臣节，通过正君臣各分而正父子纲常，史学自始至终只能是经学的附庸，因而中国古代史学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历代的正统论者都认为，“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子也”（37）。纵观正统理论的发展，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正统论者不是以封建的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立论的首要原则。习凿齿立正统，是为了斥曹魏纂立之罪以正臣节；欧阳修论正统，是为了正“君臣名分”；杨维桢论正统，是为了“扶刀世纲常”（38）；方孝孺论正统，是为了使“人君之位尊”（39）……这种以君臣名分、忠孝臣节为最高原则的正统理论，使得中国古代史学与封建道德的最大理论渊薮--儒学以及后来的理学的关系日益密切。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方面，包含着浓厚的道德成份，把抽象的道德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动力。把封建纲常自始至终作为褒贬史事、评量人物的最主要标准。史学道德化趋势的强化，使得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极其贫乏、日益僵化，从而史学自始至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最大悲剧，同时也是正统论所结出的最大苦果。
    注释：
    ①②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③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下同），12页④《尚书、周书下，多士》
    ⑤转引自台湾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216页⑥司马迁《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
    ⑦参见魏应麒《中国史学史》，97页⑧《史记·秦始皇本纪》
    ⑨⑩《史记·高祖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