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关于汉王朝统系授受的议论，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正统之争。这次争论，标志着“统”的观念由赤裸裸的政治神话开始转而为从史的角度来评价某个王朝的历史地位。自此之后，“统”开始由一种纯粹的政治观念而向历史观念渗透。
    汉代以降，中国历史进入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有南北朝长期对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近四百年。频繁的王朝更替和众多的政权并立，冲击着中国古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传统观念。于是，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史学家们便纷纷地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讨论多政权并立之下的正统归属问题。纵观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的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正统问题。陈寿与习凿齿关于蜀、魏正伪之争倡之于先，南北朝时代北国史的“北虏”、“南夷”对骂继之于后。至此，正统史观正式确立了。
    二、正统理论的演进正统观念产生后，史家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观念为指导来编撰史书。陈寿的《三国志》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以正统史观为指导而编成的史书。在《三国志》中，陈氏以魏为正统，而以蜀、吴为僭伪，故而称曹氏父子为魏王、天子或帝，而对吴蜀、二主则直呼其名；在记事系年方面，也以魏的年号为主（13）。但是，在陈寿这里，只有赤裸裸的正、伪之分，尚没有关于正、伪的理论界定。对于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僭伪，他还只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观念，并没有作出任何理论性的说明，尚未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
    陈寿对魏、蜀、吴三国正、伪的裁定，受到东晋习凿齿的猛烈抨击。习氏著《汉晋春秋》，一反陈寿之论，正蜀而伪魏。关于这次争论，《四库总目提要》的作者，曾有较为公允的评论。他说：“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迹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浮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14）也就是说，陈、习二氏之所以观点不同，都是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但是，习凿齿与陈寿的做法截然不同，他抛弃了陈寿为当朝统治者争正统的赤裸裸的政治目的，在正蜀的同时，还阐发了伪魏的原因。尽管他罗列的理由苍白无力，但在中国史学史上，这却是关于正统与僭伪的第一次理论界说。他说：“若以魏有王者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靖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他又说：“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八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无有定天下之功。为天下所推，孰如见推于{K18101.jpg}人，受尊于微弱？”在他看来，“曹魏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薄冰。”（15）曹氏身为汉家臣人，超级僭位，行天子之事，乱君臣纲常，当然只能是僭窃；刘备为汉室之胄，虽无定天下之功，但仍是汉统的流序，因而应是正统所在。习氏关于蜀、魏正伪的分析，第一次突破了简单的观念，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来讨论正统问题。他将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义”、“正”等名分观念引入正统论，首次从君臣大义的角度来讨论正伪的标准。这个看法一直成为后世确立正统与僭伪的重要标准。
    到了唐代，皇甫湜著《东晋元魏正闰论》。他说：“舜传之尧，禹传之舜，以德禅也；桀放于汤，受杀于武，以时合者也；秦灭二周兼六国，以力成者也；汉革秦社稷，以义取者也。故自尧以降，或以德、或以时，或以力，或以义，承受如贯，始终可明”（16）。这就是说，历史上以“德”、以“时”，以“力”和以“义”而取得的政权，都是正统所在。这比单纯地从名分观点出发来论正伪，无疑又前进了一步。在谈到南北朝时代的正统归属时，他说：“晋之南渡，人物攸归，礼乐咸在，流风善政，史实存焉”，因而应是正统所在。相反，尽管元魏盘据中原，但其“斩伐之地，鸡犬无余，驱士女为肉篱，委之戕杀，指元冠为刍狗，呈其屠刈，种落繁炽，历年滋多。此而帝之，则天下之士有滔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饿，忍食其粟而立于朝哉？”（17）这里，皇甫湜通过双方的比较，从文化的观点来论正统的归属，标志着中国史学中的正统理论由最初的正名悄悄地向前迈进。这种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史学理论的日益深化。
    历史发展至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开始由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向封建君主的个人专制制度转变。封建的君权膨胀到空前的程度。与这种现实的社会政治相适应，正统理论中的“尊王”、“正名”成份也日益浓厚起来。其核心人物是欧阳修。他那轰动一时的“正统七论”，不仅是对前代正统论的总结，而且还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欧阳修正统理论的核心，是以儒家的君臣名分思想为出发点，扬弃原始正统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迷信学说，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最高原则，来讨论历史上的正统归属。他说：“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18）。欧阳修对正统有二个非常明确的界定，一个是“正”，一个是“统”。所谓“正”，就是“名正”，也就是以“至公”或“大义”而得天下，如尧、舜以“德”相传，汤武仗“义”革命。所谓“统”，就是“一统”，即“天下合于一”。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的“统”，已不同于原始意义上的“统”。在他之前，“统”是指王朝前后授受和嬗递的统系。欧阳修的“统”，则是指天下能“合而并之之谓也”。他从儒家的名分观点出发来讨论“正”，又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是否号令出于一，天下是否定于一尊）出发，来讨论“统”，从而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这比起前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附会王朝代兴，无疑有着重大的进步。尽管他强调的是封建伦常，君臣大义，但能够从天下的统一或分裂这个角度来评价王朝的历史地位。经过欧阳修的这一发展，正统问题就直接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