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的考察，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实际上只出现过三次高潮：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2.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3.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
    一
    与三次文化高潮密切关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巨大社会形态的变革：1.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2.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变革；3.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
    这样看来，除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革是因为外力的作用--西方殖民帝国采取特殊的鸦片加大炮的侵略方式完成的，变革前夕没有出现文化高潮以外，其它两次变革的前夕均出现了文化高潮现象。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我们不得不稍微涉及一下关于对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看法。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往往显示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社会形态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态的变迁。
    究竟应以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诸阶段划分的界标呢？列宁认为，应当选择“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郭沫若同志把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绝对年代”界定在公元前475年的论断，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入，现在看来，越来越难以成立了。这是因为：
    1.这个年代不具备上述列宁强调的特征。
    2.如以是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不独与《资治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抵牾，“五霸缺一，七雄少三”②，而且也腰斩了春秋、战国这两个历史范畴。
    3.这一划分方法严重地忽视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这个最根本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恰恰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兴奋点。准此，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绝对年代，还是应该界定在公元前221年。 这个年代不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走向了空前的大一统，“特别突出，引人注目”，而且秦王朝的典章制度也奠定了后来所有封建王朝典章制度的基础。就封建制内在规定性而言，秦王朝在中国史局上的“鸿沟”特征（邓之诚语）和“法典化”③的意义也至为明显。
    4.如果我们依据郭老的分期说来研究中国文化史，将无法解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这一中国古史上至为罕见的文化繁荣现象。
    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发生的特点时，曾强调指出：做为文化核心内容的哲学并不与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俱来，却恰恰发生在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没落的时候。他举例论证：“当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没落时，伊奥尼亚的哲学反而随之兴起。”“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在罗马，哲学之开始传播，乃在原来的罗马生活和共和国没落，罗马皇帝专制统治之时--在这段社会灾难严重政治生活没落时期内，传统宗教生活摇动，一切解体，而向往于新的生活。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对于希腊古典哲学之高度辉煌的发挥，是与罗马帝国的没落--这样伟大、富庶、光荣，但灵魂已死的罗马帝国的没落--密切联系着的。”④卡尔·雅斯贝斯更直接地提出：“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就是过渡时期的精神作品，亦即处在时代的交替时期的作品。”⑤
    问题很清楚，不管持什么封建说都不能不承认，春秋战国时期所孕育出来的诸子文化是中国的母体文化，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精神作品”，而且也是全人类的“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如果该时期不是处在“时代的交替时期”，那么该如何解说“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呢？不仅郭老的古史分期意见，就是范老、翦老的古史分期意见，看来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二
    罗素曾云：“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⑥但是，如果考虑到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实行封建专制制度的古代中国）的政体不同，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之谜尤其难以解说。从奴隶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一直推行着所谓东方专制制度--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压抑个性，没有民主的极端专制政体。而在希腊情况则迥然不同，文化发展有着深厚的民主意识予以滋养。“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⑦。从思想自身来说，狭意的文化活动往往是“自由思想的活动”，“惟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⑧不管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多么不同，黑格尔这一著名论点，即文化的勃兴必以思想自由为条件，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繁荣共同遵循的途径。以是观之，古代中国，甚至是晚近的中国都太缺乏这一素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禁锢得近乎僵化的社会，这株古老的枯藤却培育了辉煌的先秦诸子文化、两宋文化、“五四”新文化这些花团锦簇的东方文明。这实在是一个饶有兴味而又难以阐释的问题。
    在我们回首欧洲而又不能求得答案之后，我们只有将我们的理性深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结构里去。如果我们可以把中国古史上演进的王朝系列表示为一组环环相扣的链条，我们会发现，这组链条并非十分紧密，其中有“薄弱的环节”，更有断裂或脱节之处。在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前夜，往往就是发生脱节的时候。这是一个方生方死的时刻，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其时社会激荡，天下大乱，各个阶级、阶层、流派的优秀分子都可以自由地登上历史的这个大舞台，表现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流派的意志。这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价值结构空前突变的时代。专制大厦的骤然坍塌和强大的政治控制力量的崩解，使旧统治阶级变得奄奄一息，再无力进行统治；新统治阶级乳臭未干，还没有能力施展铁腕。新旧斗争常常表现为一种共居状态。社会每日每时都积聚着大量的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回答，因此它为文化人创造了展现才华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⑨春秋战国时期和“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都处于这种历史的非常时刻，前者形成了辉煌的子学。先是由孔子创立了师生这样一种新型的文化传递关系，从而打破了商周以来的“学在官府”的局面。继起诸子，各执一说，一时色彩纷呈，文化成果若灿烂星河，美不胜收。后者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形成各种流派的作家群。在他们的笔下或汹涌着时代变革的风雷；或透露着新世纪的稀微曙光；或直观展现旧社会行将崩解的飘零；或感时光之不永，做才子佳人的咏叹调。这两次文化新潮的出现，实质上都是社会制度变革前夜必然出现的文化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