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教授在分析“五四”运动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基础时，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而社会的自发力量非常大，这就给知识分子--作为民间社会最重要的成份--的产生创造机会，因而显得异常活跃。”⑩的确如此，如果不是“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已经降到最低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士人）是很难活跃起来的。邹氏似应再补充一句，这一认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甚至可以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繁荣的一般规律。
    正是时代的脱节为春秋战国的诸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行“自由思想”的机会。正是历史的过渡时期造就了伟大的精神文明。历史的断裂一经终止，文化高潮便立刻结束，随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的确立，封建帝国的专制便绽出了生机。譬如秦王“并一海内”以后，立刻要求统一思想，甚至要“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11）。
    三
    用上述“断裂”、“脱节”的标准衡量两宋，十分明显，两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即两宋并不处于这种社会形态变革的前夜。尽管巴拉兹先生认为：宋代已经进入现代中国的“拂晓时辰”（12），我们还是不能认为该时期社会处于脱节的时刻。但是，宋代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空前绝后的地位，却不容置疑。此点在四十年代初期已为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3）只是他没来得及详加论述。众所周知，陈氏是治隋唐史的大师，他说文化高峰出现在“赵宋之世”，显然是排除了他至为熟谙的李唐王朝。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特别的注意。通常我们把盛唐文化往往视为高峰，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为了使这一认识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对于两宋文化高潮的成就，我不得不多费些笔墨：
    1.哲学继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对待异质文化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产生了理学。理学是对先秦诸子的一次重大的觉醒→复兴→扬弃。唐代还没有这个水平，对待遗产还只是处于“条贯”、“折衷”的阶段，对待异质文化的东渐只能采取“兼容并包”的雍容态度。但是，宋儒把它们彻底消化了。传统的儒学经历此番改造和重建后，终于跳出伦理学这一狭小的范围，更加思辨化，更加哲学化了。
    2.文学文学史上颇富盛誉的唐、宋八大家，实际上唐代只占两家。两宋的文人士夫“效官之外，更励精文采”（14），皆以崇尚著述为风气。宋诗于唐诗臻于极境后，以文为诗，以理为诗，别具情致，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宋词之外又开创宋词新体裁，或豪放，或婉约，或悲愤，或壮烈，或缠绵，或悱恻，可以说把这一体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元明清诸代之所不能企及”（15）。
    3.史学“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6）。考其盛况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体裁完备。通史、断代史、近现代史著作宏富。官修的当代史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会要、实录、国史诸体；私家著述的有长编、笔记、编年、纪传、杂录诸体。其二，宋代史学尤其注重当代史的撰修。梁启超称赞这是最有气魄的做法，因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17）。其三，司马光积十九年之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修成《资治通鉴》。该书确实做到了司马迁标榜的治史准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编年史。
    4.学术空气浓厚两宋时期学派林立，“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18）不可胜数。诸家或承袭渊源；或各执师说；或相互辩难；或互相诋諆；或闭门索居，潜心著述；或游学四方，聚徒讲学；或朝夕论道，“剖析幽眇”；或“退而沉思，殆忘寝食”（19）。于时“学校之设遍天下”（20），书院遍布全国。这是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的文化普及运动。
    5.新学科不断出现因印刷术的出现，遂使文化信息量激增，新学科不断涌现出来。欧阳修创考古学，“至南宋最精博”（21）。目录学做为独立学科从史学中划分出来，出现了一批重要专著。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等。图书印刷事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国初国子监藏书不及四千，“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至真宗景德二年藏书量增加到“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22）。
    6.科学技术就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也很难做出一项足以给世界文明带来根本变化的巨大发明。但是宋代却同时做出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三项伟大发明，并及时转移到社会应用上去，对世界文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苏颂制造的世界第一台天文钟，已经使用了擒纵器，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关于石油、地磁偏角、胆铜法等科学知识的记载，对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