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何解说宋代文化繁荣昌盛的原因呢？是因为经济繁荣的结果吗？显然不是。据欧阳修讲，至北宋中期因“官兵冗滥”、“用度无节”，王朝已“财用匮乏，公私困弊”（19）。至南宋，由于浩大的岁币银，惊人的军费开支，巨额的官吏俸禄，国家已处于严重的“积贫积弱”状态。“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4）马克思曾经多次嘲笑过把他的理论当作“小学生的算术运算公式”或“一把万能钥匙”（25），到处乱套、到处乱用的简单做法。既然并非经济繁荣原因使然，其中必另有原委。这里只能就主要原因陈述一二。
    首先，宋代是一个忧患的时代，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特的、有些近乎病态的王朝。这一时代特点至关重要。有宋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一切重大问题无不与此时代特点息息相关。生活在这一王朝的每一个人--从皇帝到一个下等客户的佃农，几乎无不充满着一种“忧患意识”。忧患的内容十分复杂，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切身利益方面的，也有几者交织在一起的，等等。但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复杂的忧患意识中寻出它的主旋律--从被动挨打最终发展成为国破家亡的“危机意识”。它大致表现为三个逐日深化的层次：
    1.北宋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内患甚于外忧的忧患意识。宋初统治者焦虑不安的问题是亡国之患。他们认为，这种忧患无法解脱，“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但内患、外忧两者相较，前者为重。因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26）向来治宋史者多解“内患”为“民变”，我以为是全方位的。诸如“杯酒释兵权”，使文臣治州郡，分宰相权于枢密使、三司使，推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军制，制定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等，都是为防止“内患”发生而建立的相宜之制。这种战略思想可以概括为朱熹的几句话：“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27）。
    2.北宋中期统治集团间的被动挨打的危机意识。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北宋建国后的44年，国力由盛转衰。是年十二月“澶渊之盟”开启北宋中期统治集团被动挨打的危机意识端倪。陈亮曾有过评论：“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28）。战争初期，宋真宗对辽军的实力、意图和战局发展的规模，心中全然没有底数，决心要“治兵誓众，躬行讨击”（29）。当由开封驻跸韦城，便为契丹军的凌厉攻势震摄，又想“南巡金陵”。在寇准等人催迫下，最后不得已进驻澶州南城，但又不敢渡过黄河，企图临阵脱逃。在宋军取得优势的态势下，他竟然许诺以一百万岁币作为媾和的条件（30）。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他的畏战怯敌的危机意识，而他又把这一意识迅速地传染给整个统治阶级。仁宗年间，西夏的威胁又提到日程上来。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砦之战接连败北之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守内虚外”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被动挨打的困境已很难逆转。道学家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便直率地表达过这种深度危机意识：“土崩瓦解之势，深可虞也！”（31）这种危机心理，在仁宗朝许多大臣的奏折中几乎到处可以发现。实际上，“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都是这种心理的折射。
    3.“靖康之难”以后，一直到南宋灭亡的笼罩全国的国破家亡的危机意识。金兵南下是使亡国意识加深的决定性因素。靖康二年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亡。当时有三个奇耻大辱撞击着宋朝统治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1）“二圣北狩之痛”；（2）“国家凭陵之耻”；（3）“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32）之恨。这种感情集中反映在宋词中。
    人们的内心深处充满着苦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悽悽惨惨戚戚。”（李清照）南宋词人笔下的山水失去了唐代诗人笔下的山川壮丽、豪放、雄浑、博大的品格。“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国破家亡的伤痛，不绝如丝，“恨如新，新恨了，又重新。”（辛弃疾）它时而令驰骋沙场的武将悲愤难抑，“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时而又使登高远望的诗人痛心伤臆，“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姜夔）象这样幽怨伤感的词句在宋词中几乎到处都是。这里顺便指出，两宋何以会出现那么多的优秀词人？何以会产生那么多的辉煌词作？似乎都应从这种危机意识的角度给予重新阐释。
    其次，由上述内患甚于外忧的忧患意识所决定，两宋自始至终实行着一条重文轻武的国策。它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
    1.大量吸收封建文人参政。唐代进士及第的名额一榜最多只有三十名，五代时一榜只有十八名，宋代大大放宽进士及第名额，一榜多到四、五百名。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宋太祖使文臣知州事，并以文臣替代武将，以后渐成定制。他认为这些文人“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33）危害之大。
    2.文人比较有言论自由。宋代文人比较可以随便发表政见，甚至可以直接上书批评皇帝，文化政策比较宽容。譬如司马光，他的政治观点很保守，是熙宁变法的顽固反对派，帮助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位助手也都是反变法派。宋神宗没有因这一立场问题把他们囚禁或流放，而是放他们去洛阳编书，并且还给予物资上的支持。翻检《宋史》、《宋元学案》，我们发现反对王安石变化而没有受到严厉惩处的并非司马光一人，这在理学家中为数甚多，如号称理学先驱的胡瑗及他门下的诸多弟子：钱公辅、孙觉、滕元发、祝常、周颖、刘彝等人都是反变法派。其中周颖曾当面以“市易青苗，一路萧条”的歌谣攻击王安石，可以说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但宋神宗还是派他“出宰乐清”（34）。其它如理学巨子张载、程颢、程颐、胡安国，文学家苏轼等人也都是反变法派。其中以程颢最为积极，“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35）但是北宋政府并没有因此而禁止他的学术活动。对于政府的文化宽容政策，他们深有感受，程颐就曾说过：“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36）
    3.给文人以优厚的俸禄。与上述文化宽容政策相表里，宋代文官制禄之厚为历代王朝所未有。赵翼认为：“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因此而“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时“犹多慷慨报国”、“捐躯徇国”（37）之士。这是“养士”产生的一个积极的社会效果。还有一个赵翼没有注意到的社会效果，即这些被“养”起来的文人士夫因这一份比较优厚的俸禄，生活上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于是便可以安心毕力地去读书著述。这也不能不是形成两宋文化高潮的一个物质条件。黑格尔说过：“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便不能“回复到自身”，就会使“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38）当然，这一政策不是没有流弊的，特别是当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的时候，因“冗官冗费”所造成的这一沉重负担便会加速王朝的总体危机。
    两宋三百年间时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威胁，并终于没有摆脱这一威胁。统治阶级正是迫于这种威胁，才制定了一系列上述比较宽容的国策。把这些政策拿来与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所表现出来的一脉相承的文化专制政策相比，确乎也表现为一种政策的“脱节”--不连续的特点。正是这种“脱节”，才创造了灿烂的两宋文化。这也正契合忧患出智者，动乱出英雄，愤怒出诗人的这一辩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