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撰修实录。贞观年间所修实录有《高祖实录》、《今上（太宗）实录》。贞观十四年（56），唐太宗向房玄龄提出观看国史，房劝阻无效，“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58）《高祖实录》“起创业尽武德九年”（59），《太宗实录》自即位至贞观十四年。（60）贞观十五年以后的《太宗实录》，在高宗即位的第一年撰成，永徽元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无忌等，修《贞观实录》毕，上之。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二十卷。”（61）
    第四是撰修纪传体国史。刘知几在谈到唐修国史时说：“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62）既撰于贞观初，当为武德朝国史。
    第五是各种杂史的撰修。择要述之如下：
    虞世南《帝王略论》五卷。贞观初奉诏撰，上起太昊，下讫隋代，“凡帝王事迹，皆略记载。”（63）《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卷。
    魏微《诸王善恶录》二卷。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中魏微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于是命魏微采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诸王善恶录》，赐给诸王。（64）《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
    褚无量《帝王记录》三卷。（65）
    邓世隆《东都记》三十卷。邓世隆贞观年间为修史学士，“贞观十三年，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太宗竟不许之。世隆又采隋代旧事撰为《东都记》三十卷，迁著作郎，寻卒。”（66）
    长孙皇后《女则》三十卷。唐太宗之长孙皇后，“好读书”，“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太宗夸赞道：“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67）
    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修撰了这许多史书，其种类之繁，写作主旨之一致，在整个史学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突出的现象。
    如果说贞观年间史学价值的头两方面实践体现在史学领域，那末，第三方面实践则是对社会的影响，即重史、鉴史成为当代时尚，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实现。
    在唐太宗、魏微带头求鉴于史的影响下，王后、太子、群臣乃至一般知识分子，都翕然向史。
    长孙皇后经常与唐太宗“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68）她还曾以太宗读过的史书来提醒太宗勿姿意妄杀。太宗对房玄龄：“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69）
    贞观初，太子承乾亦重向历史学习，“尝商略古来君臣名教，竭忠尽节之事。”（70）“颇留意典故”。（71）李百药曾为太子右庶子，作《赞道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太宗见后大为赞许，说：“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72）
    大臣在平时论事上疏中更是每每称引史书、古事，作为论据。如贞观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宁因太子承乾广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上书谏曰：“峻宇雕墙，《夏书》以之作诫，……犯颜逆耳，《春秋》比之药石。”（73）
    贞观元年，太宗勒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子弟可入宏文饮学习书法，并由著作郎许敬宗教授《史记》、《汉书》。（74）可见官方教育已把历史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当时也有私人办学教习史书者，如“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75）秦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他与弟{K17A01.jpg}，“尤精《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K17A01.jpg}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76）贞观初，崇贤馆学士刘伯庄也曾奉敕讲授《史记》。（77）由学史空气之浓可见世风的一个侧面。
    贞观年间确定政治决策，必参据以史。唐太宗在谈到自己“制事出令”时说：“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78）太宗即位之初，亲自和诸臣讨论“自古理政得失”。封德彝等征引历史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主张实行严刑峻罚的高压政策。魏微则援古证今说明“乱后易教”的道理，“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79）太宗采纳了魏微的主张，确定了抚民以静的安人理国方针。这一较为和缓的统治策略果然得到成功，“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80）对于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正确与失误之分。唐太宗曾错误地总结了历史上分封制的经验教训，认为“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81）他没有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可行于古代的封邦建国之法已不适合当代政治统一的需要。在多数大臣甚至包括受封功臣的反对下，唐太宗被迫停止施行分封计划。可见，一旦对历史有错误认识，制订政策也就有了偏差。
    贞观年间，有关历史的著述经常被作为政治教科书颁赐臣下。贞观初太宗即赐凉州都督李大亮一部荀悦《汉纪》，告诫他“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82）其它如本朝所撰《群书治要》、《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诸王善恶录》等，均在修成后将副本赐皇太子及诸王，有的并宣布听任抄写流传。
    通过对以上史学价值观及其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贞观年间出现一股进步的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特点是，治史和求鉴空前紧密地结合起来，官方的重视扶持使史学得到了重大发展，而史学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