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哲理性
    船山在史论中始终都贯彻着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他以朴素的历史唯物论与朴索的辩证法思想，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因此，他的史论包含非常深刻的哲理。他尖锐地批判了旧的王霸论、五德始终论、三统论和四会说，使人们对历史的进化、民族的复兴、光明的未来充满着信心。他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历史，因而比一般的史家观察问题就高得多、深刻得多。他能从一些不显眼的历史事件中分析出历史发展的转折，条分缕析地指出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他既从历史事件中证明它的哲理，又以哲理来观察分析历史事件，使史、论相得益彰。例如他对分封与郡县的问题，不但从历史的发展线索上论证了郡县代替分封是必然的，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是“势之所趋”，是“理”之必然，并且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郡县制优于分封制（《读通鉴论》卷一）。这样，船山就以历史事实为根据，说明“势”中有“理”，“理”随“势”易，概括出“理势合一”的观点，从而使得他的史论具有鲜明的哲理性。
    4.人民性
    船山在史论中，对下层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寄以深切的同情，对敲骨吸髓的统治阶级予以深刻的揭露。如论及唐德宗征敛赋税时说：“民之可悲者，聂夷中之诗尽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卖新丝，五月而始粜新谷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则民益贫；民益贫，则税益逋：耕桑之获，止有此数，促之速尽，后虽死于桁杨，而必无以继。流亡日苦，起为盗贼……”（《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又在论及唐宣宗朝政事时说：“天子以综核御大臣，大臣以综核御有司，有司以综核御百姓，而弄法饰非者骄以玩，朴愿自保者罹于凶，民安得不饥寒而攘臂以起哉？”（同上卷二十六）这里说的“攘臂以起”是指裘甫的率众起义和相继而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对此，船山评论说：“裘甫之聚众，旬日而得三万，皆当年昼耕夜织，供县官之箕敛者也。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黄巢一呼，而天下鼎沸，有司之败人国家，不已酷乎！”（同上）这些同情人民、为民请命的思想，在船山史论中几乎随处可见，这就表现了船山史学的人民性。
    此外，还应当看到：船山由于对满洲贵族统治全国极感不满，因而他对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就采取排斥的态度。他坚持传统的“尊王攘夷”的观点。反对少数民族贵族同汉族大地主集团争夺统治权。他认为那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无一可取之处，这样，就使船山史学失之狭隘，缺乏应有的包容性。他论及过去的少数民族政权时，总是措词偏激，如说：“金元之世，中国遗黎，其能胜千虎万狼之博噬乎？”（《读通鉴论》卷十五）显然，这里对金、元政权的指斥，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清政权。正因为他对少数民族怀有偏见，所以他对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家进行的改革，也予以否定。如西魏鲜卑族政权，在恭帝时通过太师宇文泰的筹划，建立了一套乡官制度，这对促进北方统一和发展生产都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王船山却斥之为“狄道”。（《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他甚至说：“魏晋之降，刘石之滥觞，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凌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思问录·外篇》）船山这样否定少数民族的文化，而只承认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是十分保守的。毫无疑问，这就使得船山不能放眼于更大的世界，从中吸取新思想、新文化，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船山史学的心理结构
    船山史学的心理结构，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也与他所处的时代有联系。我认为，忧患意识与乐感精神相互交织，构成了船山史学的心理特征。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用来作为对这种心理结构的具体描绘。
    船山史学心理特征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是由其恐惧感和危机感这两种心理因素构成的。
    1.恐惧感
    船山处于国变之时，心中充满着忧虑乃至恐惧，他说：
    “呜呼！士子不幸而生于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庙已墟，六宫尽辱，宗子无余，举国臣民寄死于异类之手，而听其嚼{K17A06.jpg}，奸宄施施且拥叛逆而为主，不死而何从自堪？”（《宋论》卷九）这里虽是述说北宋为金所灭，徽宗、钦宗为女真所俘的历史，但却深刻地反映出他对民族沦亡的恐惧心情。这种心情，在《黄书·古仪》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叙述两宋如何削节镇、收兵权、杀忠良之后，慨叹两宋“挠栋触藩”，结果造成“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的结果。这种强烈的忧患恐惧意识，使他的史论充满着血和泪的激情，给予读者以无限的悲愤的刺激，产生出为保卫民族而奋起斗争的精神。
    2.危机感
    船山由于内心之恐惧，便产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感，他在《黄书》后序中说：
    “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当为“异类”--引者），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
    船山对传统的汉文化的濒临沦亡，不禁“懔懔危惧”！这种心情，还流露在《诗广传》中：
    “悲夫！情在而礼亡，情未忘也。礼忘而情在，礼犹可存也。礼忘既久而情且忘，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河北之割据也，百年之衣冠礼乐沦丧无余，而后燕云十六州戴契丹而不耻。故拂情蔑礼，人始见而惊之矣，继而不得已而因之，因之既久而顺以忘也”（《诗广传》卷二）
    这种发自内心的无比痛苦的感情，正是来自社会民族危机的反映，成为他史学心理结构上的忧患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船山史学心理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的乐感精神。虽然他忧国忧民，但他对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却抱着乐观情绪。在他的史论中，表现了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