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期擎起的理性的大旗断折了；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现和唤起的“人”在哀鸣与狂乱中沉沦了。然而，资产阶级又毕竟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底深渊的水面上，到处、几乎是到处都伸露着挣扎的狂暴的歇斯底里式的拳头。个人和个人主义在被资本主义危机淹没的水面上畸形的发展了、升腾了，这便是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总趋势和总特点。个人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被撕裂得寸断尺零了。反映在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上便是个别性单一性的向着更加畸形的方向发展。李特凯尔特说：“在我们看来，现实以特殊和个别的东西为基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从一般要素出发来构造它。”（25）他还说：“历史上的东西”就是“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畴的具象性事物，它即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26）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1883-1969）也说：“如果我们按照普遍规律（因果联系、形成规律，辩证必然性）来理解历史，那我们就绝不会有这种普遍性历史。历史是某种单纯的一次性东西。”（27）文德尔班对单一性、个别性有更为具体的阐述，他说：“历史的批判在对它所陈述的东西加工制作的时候，尽管需要进行一些非常细致复杂的概念工作，但是它的最终目的永远在于从大量素材中把过去的真相栩栩如生地刻划出来；它所陈述的东西个人的形貌，人的生长，及其全部丰富多采的特有的形成过程中，描绘得一丝不苟，完全保存着生动的个性。”（28）文德尔班在这里给予历史学的任务是将逻辑思维与理性从历史学中来个彻底地逐出。
    B、历史的多元论表面上看，个别论与多元论似乎是对立的，实则二者有着深刻地内在联系。可以说，个别性是多元的基础，多元是个别的显示；个别是多元的分解，多元是个别的机械地综合。实用主义者杜威（1859-1952）通俗地说明了多元的性质，从他的话里不难看出，多元论与个别论一样，同是为了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他这样说：“社会是一个字眼，但它是无限多的东西。它包括了人们由于联合在一起用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建树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一切方式，如流氓群、强盗帮、徒党、社团、职工联合、股份公司、村落、国际联盟等。而新方法的效力在于拿这些特殊的、可变的、相对的事实……的研究，去替换一般概念的矜持摆异。”（29）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建立的就是这种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历史多元论体系，他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八个体系：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上述文化体系各按照各自的发展道路（“春、夏、秋、冬”或“青春、成长、成熟、衰亡”），表演着各自的兴衰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52-1883）承袭着斯宾格勒的衣钵，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多元化思想。汤因比将世界划分为二十二个（或二十六）文明体系，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又可分为拜占庭文明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远东文明（又可分为中国文明和中国商代文明、朝鲜文明和日本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古代墨西哥文明、育加丹文明和玛雅文明。汤因比又说，上述二十多种文明，到现代仅剩下五种文明了，即是：（1）西方基督教文明，（2）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3）北非、中近东和中亚一带的伊斯兰教文明，（4）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文明，（5）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远东文明。他还认为在述五种文明中，唯独西方基督教文明保有着“创造性活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多线论，实即这种多元论的变种，意大利的梅洛蒂是多线论的主张者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中，将历史划分为五种存在模式，即：（1）斯拉夫模式，（2）亚细亚模式，（3）古代模式，（4）日耳曼模式，（5）日本模式。尽管历史的多元论在对历史发展的划分上是多么的不同，但其实质则无不是否认统一性的历史规律的存在。
    C、历史的当代论与历史实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1886-1952）提出了当代决定论的著名公式，即：历史＝当代史。他企图用当代模式来改塑历史，使历史穿上时装。他说：“必须把历史和生活的关系看作是统一性的关系”怎样统一呢？在他看来，当代生活对历史有怎样的需求，便有怎样的历史产生，这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历史就会变成现在的。”（30）克罗齐原是主张“消灭历史”的，“否认历史家的历史”（31）的，然而，怎样来实现这一目的呢？他既然把过去的历史消融于“当代”之中了，如此一来，历史就不被“消灭”了吗？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历史的当代论有着极直接的相通之处，杜威认为：“全部历史必然是从现在的立场写的，同时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历史不只是现在的历史，而且是目前被认为重要的，那些现在的事情的历史。”（32）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于美国史坛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思潮，正是建立在克罗齐的“历史＝当代史”这一公式之上的。由克罗齐的当代论发展到现在主义，意味着由朗克所代表的历史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转化。以朗克为代表的秉笔直书和客观考订史料的方法，便和当代论与现在主义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难怪现在主义者比尔德（1874-1948）攻击朗克是“偏见最深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主观的为了现在而构想的产物。他说：“所以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信仰的行动……他是一个主观上的决定，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发现。”（33）历史的客观主义被否定之后，历史就成了任人装扮的“女孩儿”了，因此美国另一现在主义者贝克尔（1873--1945）认为，一切过去的历史事实，无不具有现在性，因为它是现在人所观察到的历史，他进而这样推论：既然历史事实是现在的，它就应当是现在的组成部分。（34）他又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中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历史起来推翻旧的，并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