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直觉性历史学在认识过去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直觉意识。有人会说，历史一去而不复返，强调历史认识的直觉特性岂非成为无本之木，对直觉的追求无疑等于缘木求鱼。诚然，我们不会去制造一个现代神话，把人类的历史从头到尾再演一遍，以便使直觉成为可能。斯宾诺莎和H·柏格森指出， 直觉指作为相互联系的总体的世界的具体知识，有别于科学和一般观察所得到的零碎的和“抽象”的知识。历史认识直觉性的真实内涵在于接触大量历史文献之后所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总体意识，从而产生出历史感；在于大面积地考察历史遗迹、实物、地理环境之后所形成的对历史氛围的体认，从而产生与以往历史的沟通感；在于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取得足够的社会经验，从而形成一种与以往社会的联系感。上述三个内容铸出一块特殊的透镜，使历史认识的直觉性成为可能。
    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总是努力培养自己的直觉能力，历史上的个人、集团的独特的个性只有用历史学家的直觉来理解才有可能捕捉。历史学家总是博览群书，接收恢宏的历史发出的信息，从而获取历史感。二十四史中，《史记》之所以有着崇高的地位，成为后人修史的典范，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素养密不可分。他从小接受了很高的文化教养与史学熏陶，长大后博览群书，随后漫游祖国各地，获得了坚实的历史感，体会到强烈的历史气氛，也有着社会实践的大量经验。最近，有人对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家评传》所收的82名史学家作过统计，发现：1、这些史学家中有80％以上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2、史学家中90％以上， 都有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3、其中有半数以上懂得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
    历史是一个整体，直觉认识的范围当然也是这个整体的全部。我们了解了历史认识中的直觉特性，就可以对以往历史学家，尤其是对成功的或较成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那么注重培养历史感，获得沟通感，增强联系感的现象，有了一个较深刻的理论说明。当然，越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知识越不能齐备，历史认识的直觉特性越难以掌握，但是，这种史学家个人难以完成和难以具备的素质，对于整个历史学家群体则必须具备。
    十、想像性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山祖维科提出，史学家必须神游于古代的精神世界，重视古人的精神，而不应把今人的思想认识强加于古人头上。柯林武德认为，史学是过去思想的重演；史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过去的思想组织为一套发展体系，从而得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只有通过思想的渠道，才能把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打成一片，这无疑是说史学认识的性质类似于美学认识，“真正的美绝不是主观与客观相排斥这种意义上的主观和客观。它是心灵在客观之中发现其自身”，（11）“艺术归根到底无非是想像，不多也不少”，坚持把想像力引入史学。尽管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柯林武德的全部观点，但他指出历史认识中有艺术认识的类似性，想像的特性同样为历史认识所具有的观点，却是其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应当为我们所汲取。中国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也有类似柯林武德的提法，大意是要发挥想像力，把思想感情融入历史，去神游古人的世界。历史想像力不应是文辞的修饰，而是构造性的。历史画卷的构造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必须与历史本身一致，其泼墨着色必须有历史的证据，“如果历史学意味着科学历史学，我们就必须把‘资料’读作‘证据’”，“在科学历史学中，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是用来作为证据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在他有机会使用它之前就能知道有什么东西作为证据将会是有用的。”（12）所以，同样是作为想像的作品，历史学家所构造的画面力求真实。而“小说家只有单纯的一项任务，要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历史学家则有双重的任务；他不仅必须做到这一点，而且还必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象是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和事件的画面（象是它们实际发生的那样）。”（13）除了上述区别之外，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之间的相似性便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这样，我们便可以明白中国学术中文史不分家的深奥哲理了。历史是充满了生气、有血有肉的人类活剧，它之所以被描述成千篇一律干巴巴的条条框框，大多是历史学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认识的想像性所致。司马迁之所以能被后人誉为天才的史学家，其中一个有说服力的原因，是他深刻领悟了史学认识的真谛。他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历史群像，并没有使《史记》失去“信史”的赞誉，恰好相反，《史记》因此而流传千古，并成为历代修史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