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之深则言之切，知几批评史馆是其史学思想最闪光的部分之一
    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其一，如前所述，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具备有比其他史家更系统全面的关于史官制度的历史知识，这种知识的准备和卓越的史识，使他能宏观考察史官制度的沿革变迁及得失利弊。这充分说明批评史馆修史有非常充足的历史依据。其二，刘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置身史馆修史数十载，对史馆修史有着深刻的感受。这种真情实感是用自己一生的实践遭遇换来的，它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史学生涯之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他在《自叙》中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里如实地透露了一个矛盾，即史馆修史同知几实现其“志”其“道”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知几发表他对史馆的看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上述两点，足可说明刘知几对史馆修史有充分发言权，是知之甚深的。知之深则言之切。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刘知几对史馆修史的批评。
    知几侧身史官，怀有踵武前修的志愿，“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与他格格不入。知几深切感受到“虽任当其职，而我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知几的“道”和“志”就是做一名真正的史官，坚持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写出能劝善惩恶的史书来。既然道不行，志不遂，那么就郑重其事地向当时史馆负责人宰相萧至忠打了辞职报告，毅然决然要求退出史馆。告萧至忠书备述自己的苦衷，以古今对比的办法列举了史馆修史的种种弊端，集中地体现了刘氏对史馆的批评。时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他在《史通·忤时》中说：“仆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者？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这五个不可是：
    第一，“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当今史馆，人浮于事，“籍以众功，”“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必然“阁笔相识”，拖延岁月。应该说，这一批评是切中时弊的。这里，他对比古今，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史为专家之学，要成一家之言。因为是一家之言，故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今史馆修史，每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识，扼杀了史家的独立思考。当然史馆修史不见得没有修史宗旨，贞观年间修《隋书》就相当深刻地体现了“以隋为鉴”的修史宗旨。知几所反复论证的修史宗旨同贞观年间史馆所坚持的修史宗旨也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都贯串着“惩恶劝善”、“以史为鉴”的观点。知几批评史馆“著述无主，条章靡立”，这是针对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而发。当时的史馆监修不力，监修大臣多无能之辈，并不能贯彻修史宗旨。此外，刘氏的批评也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史馆修史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术争呜，限制了史家一家之言的发挥，只能唯统治者意志行事，这一点确实是私修和官修史书的原则区别。刘知几痛切地感到，在史馆修史，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史通·自叙》）无法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比如，州郡废置无恒，名目古今各异，按知几的观点，应“随时而载，用明审实”，而史馆监修则积习相传，皆取旧号，甚至嘲笑随时而载者“深乖史体”（《史通·邑里》），可见那种因习成性、邑里相矜的旧观念同刘知几的随时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刘知几坚持的是史家求真、实录之义。
    至于批评史馆“藉以众功”、“会集群儒”，这要具体分析。藉众力并非坏事，处理得好，便能集思广义，取各家之长，成书快，质量亦高。贞观年间史馆修《晋书》，便颇能发挥各家之长：李淳风长于星历，主修天文、律历、五行诸志；令狐德棻老于文学，主修纪传；还有李延寿、褚遂良、上官仪诸人亦皆擅长文史。这些人共同编撰，就保证了该书的质量。藉以众功处理得不好，便矛盾重重，造成内耗。都以为自己是良史之才，便互不服气。更有甚者，监修大臣嫉贤妒能，任人唯亲，使得史馆风气不正。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不能说史馆无人，诸如徐坚、吴兢、刘知几之辈可说是“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的一流学者，然监修诸公多为如武三思等之缺德无行不学无术之徒，弄得史馆“小人道长，纲纪日坏。”
    第二，刘知几指出：“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因而“视听不该”，“簿籍难见”。这是说，当今史馆“史臣编录，唯自询采”，因而材料缺略。坦率说，这一批评便不大准确。史馆修史会有材料缺略的情况，但这不是史馆本身带来的。一般说，在征集材料方面史馆较私家有更多的方便材料。首先，史馆可以利用国家各种文献档案，私人就比较困难。其次，政府也运用行政手段，责成有关部门征集史料，并限期送报史馆。唐、五代都订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据《唐会要》、《五代会要》所记，其搜集史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征集的办法也相当具体。这对提供修史的丰富史料和保证史料的真实程度起了不少作用。当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的情况也是有的。搜集史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史官修史，一靠文献档案材料，二要亲自询采，古今是一样的。
    刘知几又说：古代良史，直书不隐，“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多士如林，皆愿长喙”，难以保密，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史官坚持实录、直书，担心会“取嫉权门”，“见仇贵族”，因而心有顾虑，不敢直言。这又是切中史馆之弊的。
    刘知几指出史馆修史的第四条弊端说：古人作史，是非进退可自作主张，故体统各殊，指归咸别，自成一家。而今史馆，“多取禀监修”，主张不一，十羊九牧，一国三公，使人无所适从。第五条弊端是：既设监局，“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然“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待延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