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五点，除个别论点不甚确切外，大都是隋唐以来史馆修史之弊端。五条意见，综合看来，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设馆修史多取禀监修，以长官意志、统治者的利害为标准，从而扼杀了史家的一家之言。这是指指导思想问题。二是设馆修史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这是指学风问题。三是设馆修史责任不专。这是指工作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对史馆监修制度腐朽性的具体揭露，其本质意义乃是对史馆监修制度之专制主义实质的深刻批判。
    如所周知，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及发展是修史制度官府化、衙门化的表现，是统治者垄断修史大权以实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重要标志。汉唐之际，史家修史，虽有私修、奉诏私修、官修等几种情况，但仍以私修为主。私修之史数量多，质量亦高。前四史皆为私修的典范，其中范氏《后汉书》曾取代了官修的《东观汉记》。及至唐初，官修占了上风。唐初八史，六部由史馆官修，李延寿私修南、北二史，实属经官府审查。唐代史馆建立，完成了封建政府对史学的全面控制。首先是控制了修史大权，自此，凡正史或本朝史大都由史馆垄断；其次是加强了对修史的严格控制，确立了宰相监修和皇帝审正的制度，史学事业皆取禀于监修，遵从于君王，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工具。其三，与上述两点相关的，曲笔讳饰成了修史的通病。史官多是帝王权贵的亲信，他们或遵从帝旨、或维护权贵，或徇私舞弊。或尸位素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史学求真实的品格遭到无情践踏，史学惩恶扬善、鉴诫垂训的作用坠落为当权者辩护的工具。当然，史家固有的家学传统、实录求真的学风和献身于“名山”事业的史学责任感并未由此绝绪，它或者在后世正直史家的著作中得到继承，或者在官修史书中得到反映。事物本来是复杂的、矛盾的，而且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私家修史的优良传统一定程度上在官修史书中得到发扬，而官修史书又大限制了这种传统的发扬。这当然是由于作者的指导思想和史识不同所致，但官府旨意确严重限制了史家的创新精神。故四史之后，在官修的正史里，很少能同《史记》、《汉书》比美者。这是官修制度扼杀史家一家之言的恶果。刘知几在史馆确立之初，以如此锐敏的眼光，发现这一制度的弊端，实在是识见非凡！这些见解是他史学思想最闪光的部分之一。
    三、史评源于社会，史馆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自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知几与监修的矛盾如果仅仅是一些具体认识问题，通过疏导还有解决的希望。但这些矛盾并非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合，而是对史馆监修大臣的工作及其修史思想的不可调和。
    首先，刘知几对史馆尽是些“恩倖贵臣，凡庸贱品”深恶痛绝。自长安以来，至景龙年间，先后担任史馆监修大臣的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武三思与张易之兄弟都是“专横骄纵，图为逆乱”的政治野心家。韦巨源等都是韦武集团的主要成员：韦巨源于神龙年间附入韦后三等亲，叙为兄弟，编在属籍。佞媚官爵，鱼肉百性；杨再思为人巧佞邪媚，善于随风转舵，为了取得武后信任，多方讨好二张。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宗楚客为则天从父姊之子，以拥戴则天称帝，累迁内史。后迹附韦氏，与纪处讷共为朋党；纪处讷，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迁太府卿；萧至忠趋附武三思，神龙间，代韦巨源为侍中，寻迁中书令，后因参与宫廷政治斗争被杀。用这些人监修国史，史馆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衙门，成了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凡居斯职者，必恩倖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者，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致擢。”（《史通·辨职》）史馆可以“养拙”、“藏愚”，成了一个“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同上）。这样，史馆怎么能承担起修史的重任呢？
    其次，知几对史馆的批判，正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史馆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刘知几修史理想与史馆的矛盾，还有刘知几的仕途追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作为封建社会一名知识分子的刘知几，他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即自己的人生观。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功名富贵，以留名青史，光照千秋。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倒没有看到他为油盐柴米发愁，看到的却是汲汲于功名。他说：“夫人寓行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阐。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不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史官建置》）浦起龙在《史通通释》这段话后加了一个解释：“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镜，只从名心落想，故曰庸浅。”其后又加按说：“其举意出辞，颇浅庸近俗，宜可芟。”果然，到乾隆时纪昀的《史通削繁》便把上面这段话连同下文的“史之为用”的论述一并作为“鞠蔓”而“芟薙”了。浦、纪自以为高雅，实际上掩盖了实质，所谓千秋金镜的史学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对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书名竹帛，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庸浅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追求。他们沿着古代圣贤所规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建立功名，这其中既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包括了献身国家建功立业。两者互为一体，追求功名，就是孔夫子也如是想如是做。“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原是孔子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了这句话，亦暗示太史公立名著述之美。
    但是，现实社会并没有给刘知几的仕途铺平道路，中宗时期，“韦后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史通·忤时》）知几深切感到“于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故“仕于其间，忽忽不乐”。由于他“守兹介直，不附奸回”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刚烈的本性所决定，又决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因此他也摆脱不了“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苦闷境地。然而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不甘心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同“取摈当时”的遭遇无法调和，因而苦闷也无法解脱。修史并没有给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他援古自况，说刘炫仕隋，“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而自己则是“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倘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史通·忤时》）言为心声。知几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没有比对自己事业价值的承认更重要的，但知几位微官卑，虽隶名修史，却赏不见名。如果说受赏者皆功劳卓著，遗漏者贡献颇少，知几也不会难过。问题在于名实不符，功赏不副。他揭露当时的实情说：“近代趋竟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坐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史通·史官建置》）这正是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在史馆修史上的反映。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刘知几所揭露的史馆腐败现象在当今亦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