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几身居史职，希望“勒成国典，贻彼后来”，如此既可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可使自己书名竹帛，所谓兢兢业业献身于史职的史志、史道，全在此矣。然而，小人当道，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直道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要求退出史馆，走自己的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实教训刘知几，要做个正直的史家，在监修制度下，一无权二无势，而“身居廨宇，迹参僚属”，是断难成功的。所以他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史通·辨职》）可见，刘知几要求退出史馆，私撰《史通》以见志，不是头脑发涨，而是认真总结一家独断之学的经验，认真体察现实史馆给修一家之言诉史书带来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之后，定下了理性的果断的决心，并付之实践。这既不是义气用事，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历史自觉性的驱使。刘知几终于挣脱了史馆套在他身上的绳索，虽说宰相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但他的思想早在上辞呈前就基本解脱了，这就是伟大的自觉的决择，走自己的路，走一家独断之路。果然，他在中世纪的盛唐时代，独树一格，继承古代史家的光荣传统，闯出一条新路开辟了史学新天地。刘知几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大概就在于此吧！
    刘知几在史馆的遭遇，颇为后世史家所同情。昔年刘昫撰《旧唐书》时，在《刘子玄传》中就说知几“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公之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千余载后，章学诚对刘氏遭遇，亦颇多感慨。他说：“每慨刘子玄以不世之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服臃肿，坐啸画诺，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捂不入，良可伤也！”（《章学诚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诚如刘昫、实斋所言，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不为无人，问题就也在当权者、监修者身上。
    当然，刘知几议论所及，亦关涉到武德、贞观年间的史馆，对贞观馆修诸史以及贞观史臣也有不少微词，某些批评亦失之于偏颇。即使是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也决非一无是处。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了。史馆这个事物，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利亦有其弊。认真总结中国修史制度的历史经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史学，是有重要帮助的。我们的看法当然不等同于当年刘知几的看法，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