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说：“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这也就是说，孔子不用纯粹的理论陈述（或者说坏一点，不用教条形式）去表达他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而是用242年中的历史大事作为实例，进行褒贬劝戒的直观教学（object teaching）。但是，孔子认为事情真正是怎样，就如实地加以评价，绝不“强史以就我”，所以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宣二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孔子史学的训诲职能。司马迁非常严谨地用了“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提法来表达孔子史学的价值判断的客观性。所谓“善善”就是说，某某行事本来是善的，就恰如其本来地评价为善。如果某某行事本质上是恶的，就恰如其本来地“恶恶”。“贤贤贱不肖”也是这样。司马迁的这个提法比“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史通·曲笔》）的提法好得多，因为一掩一扬之际，就缩小或夸大了事件的真实性。所以班固称赞司马迁为“良史之才”时，也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传》）。司马迁把善善恶恶看成是《春秋》之义的一个方面，而司马迁以后的传统史学则认为《春秋》之义就是褒贬劝戒，这是本文试图辩明的一点。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从世界史学史的角度怎样评价孔子的“训诲史学”（didactic history）？
    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揭孔教之缺点”的口号对孔子的训诲史学作出激烈批判的是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当梁启超发动以“新史学”代替“旧史学”的“史学革命”时，他所谓的“新史学”，就其方法论而言，主要是借鉴于西方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兰克式的史学--当时称之为“科学的史学”或“实证主义的史学”或“客观的史学”；他所谓的“旧史学”指以“经世”和垂训”为宗旨的中国的传统史学，他把这种史学的起源上溯到孔子。
    19世纪西方的“科学史学”的大师兰克在他的处女作《拉丁日耳曼各民族史》（1924年）的序言中高举客观的、如实叙事的史学的旗帜来对抗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史学。他写道：“人们分派给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教导现在以有利于未来。本书不敢期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要求表明确实所发生过的事情（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已”。最后那半句德语（梁启超既雅且达地译为“使恰如其本来”）成为“科学史学”的座右铭，并且一直为西方史学界家喻户晓。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论述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史学革命”的意义，我们仅仅谈谈梁氏在批判旧史学时在方法论上的依据。他说：“夫史学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历史，是否事实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以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之，使恰如其本来。……故吾侪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些话完全是兰克所标榜的客观史学的旨趣。梁启超所说的“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或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正是兰克所要求的历史家在价值观念上要严守中立，不“判断过去和教导现在”，仅仅“恰如其本来”地据事直书。梁启超以兰克史学的模式为标准，批评我国旧史学“从不肯为历史而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的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同上引书）。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批判矛头是指向孔子史学的训诲职能，他把孔子视为中国旧史学的这种“恶习”的始作俑者。今天，我们检视梁氏的这种批评时，有理由断定它是片面之见和过激之言，因为第一，梁氏对他所持的批判武器（即兰克所标榜的为历史而历史的客观主义史学）作了片面的理解而不是全面地从西方史学史去理解；其次，梁氏对他的批判对象（孔子的史学观），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作出全面的理解。以下，我们分别说明这两个方面。
    第一，梁启超把兰克式的史学奉为客观的、科学的史学模式时，没有认识到兰克史学只是西方近代史坛上的一家之言。梁启超也没有认识到兰克所标榜的“纯客观的历史”即使兰克本人“事实上”（即在兰克的历史著作中）也并没有做到。20世经前期，西方不少历史家（如美国的“现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查理·比尔德以及其他史学家）从兰克著作中揭示出一条一条的宗教的、政治的、历史的偏见；他们并且论证了纯客观史学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多发表在梁启超去世以后。但是，仅就上述兰克的1824年的那本名著而言，如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史学史专家古奇所指出：“由于兰克把历史看作在伦和宗教方面给人以教训的实例，所以在他的笔下，意大利的可耻的道德败坏就是它遭遇厄运的原因”。④可见，兰克本人在其“使恰如其本来”的据事直书的前提要求下，也用历史行事的实例给人以教诲。这和孔子的史学观念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孔子也是在据事直书或“书法不隐”的前提下，才对历史行事作出道德判断的，我们在前面已论证过了。再者，如果梁氏所说的“强史以就我”的“恶习”乃指孔子在历史编纂学中只选择有利于他的道德判断的历史事实，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恶习，而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的通例。因为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在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时，都必须以其“预先假说”为根据，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作出“历史的选择”。就西方史学史而言，自古迄今表现出历史选择的两大取向：一为因果关系的取向；另一个为价值判断的取向。如就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言，波里比乌（polybius）是取向于因果关系的，他探求某些史实的原因，以便应用于类似情况；他把不可预料的事件看作是次要的，或者以其不规律性（irregularity）而置之规律（rules）之外。在另一方面，如塔西陀（Tacitus）则是一位道德主义的（moralistic）史学家，他声称他的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搜集那些善恶昭彰的历史事实，为了“不使美德湮没无闻，而使后人对秽迹恶名有所畏惧（ne virtutes sileantur utque pravis dictis factisque ex posteritate et infamia metus sit）”⑤再就西方近代史学家的选择取向而言，一种倾向以受自然科学方法论影响的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家为代表，他们为了对历史作出因果关系或普遍规律性的解释而对历史事实作出选择，至于不利于这种解释的则视为偶然事件或不予重视。另一种倾向以19世纪末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学派为代表，该派从对象和方法上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探索普遍规律的科学；后者，用李凯尔德的话说，是描述个别事件的、与价值相联系的科学。李凯尔德认为要把握“历史个性”就要“参照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个人的价值观念，而且是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本世纪不少的西方历史家都认为人类行为本身是价值取向的，是一种价值结构，所以历史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历史家的理论的或价值的负荷。我们在这里仅引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的说法为代表，他写道：“把人类看作有目的和动机的生物（而不仅仅看作是在事件进程中的因果关系的因子），在这种观点中必然包含着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或心理的评价。如果鼓吹历史家把这种评价压抑到最小限度，在我看来，那就是由于混淆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这是最近一百年来最大的和最有破坏性的谬误之一”。⑥以上我们说了这些题外话，用意在表明：波里化乌、兰克、伯林等等的史学观，和孔子的史学观一样，都是一家之言。梁启超对孔子的所谓“恶习”的评定完全是执着于兰克的一家之言，如果梁氏在批判孔子的史学观时，对西方史学的各流派理解得更全面些和更深刻些，他就会对孔子理解得恰如其份一些，而不会作出片面的，过激的诋评。梁氏本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后来接受了李凯尔德的史学观以后，就改变了他的一些重要史学观点。
    第二，梁启超仅就为我国正统史学家对《春秋》之义的片面理解去理解孔子的史学观，而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全面地理解《春秋》之义。梁氏在其《论书法》一文中写道：“〔旧〕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虽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梁启超所以反对这种《春秋》书法，因为它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把历史事迹作为供吾目的的刍狗而已。但是，不管怎样评价我国传统的史学观，它本身只是孔子的《春秋》之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对它的全方位的理解。我们在下面将论述《春秋》之义的最重要的方面。（待续）（本文作者朱本源，陕西文史馆名誉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