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部开发是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自发性拓荒活动，拓荒者个人、家庭和团体在大 西部开发建设中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它们之间的产品和要素交换构筑了西部市 场经济体系，市场机制独立运行后又反过来规范着市场参与者的活动和组织结构。本文 试就美国西部开发进程中的经济组织和市场体系的特点与相互作用进行探索。
    一
    19世纪美国的西部开发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中心进行的，在不断向西拓殖的 进程中，移民们发现和面对的是北美大陆处于原始状态的资源宝库：大平原、大草原地 带肥沃的土地，水量丰沛且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门类齐全的煤矿、金属和石油矿藏 ，近十亿英亩的森林、牧场。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在掌握了近代工农业技术的农民 、牧人、矿工和企业家、商人眼中，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庞大的资源供给潜力使移民 在西部开发的进程中没有遭遇旧大陆通常发生的人口增长对土地的极大压力，以及土地 和资源报酬递减的困境。联邦政府开放性的公共土地私有化政策，将充足的土地供给变 为现实中较为低廉的土地价格，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同其他两种紧缺的要素--劳动力 和资本的成本相比较，资源的价格低而劳动力和资本昂贵是较长时期中西部开发的一个 重要特点。[1]（P25）移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较为宽松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根据生产要 素的相对价格选择最为经济的要素，组合创建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组织。
    生产者在征服自然的活动中，可以采取单枪匹马的单干方式，也可以与他人（包括他的 家庭成员）联合起来合作进行。在每一个边疆社会的初期，捕兽猎人、毛皮商人、探险 家、探矿者可能是在荒原中单打独斗，他们对利用自然资源感兴趣，独立行动的成份更 大一些。对于大多数移民开发者而言，要想征服大自然，要在荒野中定居生存，把土地 资源转换成小麦、玉米、棉花、烟叶，放牧马匹牛羊，只有联合与合作才能使劳动更有 效率。合作使劳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专长进行分工，分工可以提高生产者的专业技能， 有利于积累、改进、分享专业知识，从而使每个生产者的产量得以提高。分工和专业化 生产也能使社会拥有更为丰富多样的高质量产品，满足人们的不同偏好和欲望。定居开 发方式的合作和分工也出现了产权界定、经营决策权利、利益分配等问题。为此，生产 者组成了相互划分利益和决策范围的经济组织，如家庭农场、种植园、土地和铁路公司 、加工制造企业、商业及金融公司等。这些经济组织形式在东部地区和世界各国都能见 到，并不是西部开发者的创新。移民们把他们在东部的生产组织移植到一个新的地区， 保持生产经营活动的连续性，因而使西部的农场、庄园、公司具有东部经济组织的一些 基本特征。但是，西部开发中的经济组织不仅仅是东部的复制品，它在新的环境中进行 了适应性变革。
    首先是西部数百万农民由自给自足的拓荒农场向商业性家庭农场的转变。在西部的农 业、矿业、伐木业、毛皮贸易业、牧业等各种资源性开发产业中，农业是19世纪西部经 济中最大的产业，它汲纳的就业人口最多，产值位居各经济部门榜首，农业生产的经济 组织在西部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西北地区，农业生产活动大多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而南北战争后废除奴隶制度，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种植园也分解为租佃制家庭农 场。从表面上看，东西部的农业都采用了家庭农场的经济形式，但西部的家庭农场由自 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组织的转变较为迅速。这不仅是因为西部土 地供给充裕，农场扩大耕种面积追逐规模效益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西部经济一开始就 建立在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它们为商品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极为有 利的条件。拓荒农场主不仅依靠家庭的劳动缓慢地进行原始积累，他在需要的时候可以 用土地抵押取得银行贷款，或者向商业公司索取定金、预付款来扩大生产。经过十年八 年的苦心经营，家庭农场的耕地扩大到上百英亩，相当于东部农民的五--十倍，其生 存性农业的色彩淡化，而成为一个为他人需求而耕作的商业农场。当一个地区相当数量 的农场由自耕农民向商业农场的转变完成，该地区也转变为一个向市场提供玉米、小麦 、棉花、肉类的专业化生产基地。于是，家庭农场开始卷入区域市场体系内部的竞争， 它们在外部的压力下尽量采用高效率的农业机械，改良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精心核算 成本和收益，按照市场法则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从事生产经营。
    西部农业经济组织的形成还受到外国移民的影响，19世纪移居美国的外国移民达3000 多万，他们中的大多数加入了西部拓荒大军。这些来自爱尔兰、苏格兰、德国、瑞典、 法国、荷兰、挪威的移民包括多个社会阶层、多个社会集团的居民，他们的经济活动方 式和经济组织也被带到西部自由的土地上，如瑞士、法国农民的葡萄种植园，荷兰、德 国农民的精耕细作式小麦种植农场。[2]（P255）而由英国资本参股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 ，为了显示明尼苏达铁路沿线的土地肥沃程度，请来了农业专家奥利弗·达尔林普尔， 兴办了一个4500英亩的大型农场。农场雇佣农业工人和职业经理从事生产经营，整车皮 地购买农业机械，采用现代耕作方法，其产量每英亩达25蒲式耳，投资利润率高达100% 。试验农场的成功震惊了美国，明尼苏达的小麦种植成为国内外资本投资的热点，在长 达500公里的雷德河沿岸聚集了一大批耕地面积达5000-100000英亩的公司农场，它们 也参与了同家庭农场的商业竞争，这场激烈的较量一直持续到20世纪。[3]（P389）
    其次，在西部开发的经济组织创造过程中，移民并不总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的面目出现，宗教、社会等非经济因素与拓荒的经济需求共同发生作用。在移民社会的 初期，很难区别边疆地区和家庭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西部社会几乎就是这两个部分的 混合物。如数百万的家庭农场，它承担着婚姻、教育、人口繁衍、安全等多种功能，是 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同时又具有界定土地所有权、提供劳动力并共享收益的经济职能 ，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单位，家庭的维系不仅靠道德伦理也依靠经济利益动机 。其他如由新英格兰西迁的宗教移民社团、伊利诺斯的新协和村，其行为准则是忠实于 共同的信仰，献身于宗教事业，它们的生产活动和经济组织形式受到宗教教义的影响。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摩门教徒，他们是一个拥有数万信徒的宗教移民团体，其领袖自视为 耶稣基督圣徒教会的“后期圣人”，坚定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真理，立志去西部发 现一片乐土，创建“地上的天国”。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和独立好斗的精神被其他移民 视为另类，教会被迫辗转于俄亥俄、伊利诺斯、衣阿华，最后定居于大盐湖南部。他们 在柯特兰、武瑙、独立城和盐湖城先后建立圣堂、福地。摩门教首领创立了一套政教合 一的组织体系，实行极为专制的独裁统治。教徒们依照怪异而又严厉的教规生活，尽管 摩门教以宗教狂热和坚忍不拔著称，但教会的经济组织功能和教徒的生产活动同样是成 功的。教会集中资金购买的土地、森林被作为公共财产，按照每个圣徒家庭的实际需要 免费分配，教会还在欧洲各地招募各行业的熟练技工，兴办了锯木厂、磨坊、皮革制品 厂、造纸厂、印刷厂，甚至还有自己的银行、商店。这些商店在19世纪50年代西部淘金 热中成为矿工们漫漫路途上补充物资的地方，盐湖城的商业一度十分繁荣。摩门教会对 西部开发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改造旱地，它兴修水渠，实施灌溉农业。教会内设立了专 门机构有计划地分配水源，充分发挥了经济组织协调和合作的功能。然而，摩门教政教 合一的组织同西部的世俗法治社会格格不入，它们在经济上也因西部农业专业化、商品 化的激烈竞争而遭到失败，同新教移民社团、新协和村的命运一样，摩门教的非经济功 能逐步淡化，最终被更为适应商业化社会的家庭农场取代。
    最后，美国西部开发是由不同的居民集团自发地从东部乃至世界各地来到西部从事拓 荒活动，它们在法律初创、政府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可以依照各自熟悉的资源占有、人身 关系和财产权利来组建经济组织，致使西部地区的生产组织形式五花八门，包括自给自 足的自耕农民、分成制佃农、租佃农场、家庭商业农场、棉花和烟草种植园、公司农场 ，铁蒺藜围定的牧牛场、股份制的土地公司、铁路公司、合伙制的矿业和石油公司、地 方政府参股控股的路桥和运河公司等等。各种经济组织中的要素占有状态大相径庭，它 们又根据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重新组合，如南方商业化生产的种植园，是将完全 商品化的土地要素与强制性奴隶劳动结合起来，庄园内也可见小块的宅旁园地和农场职 业经理；西北地区的农业辛迪加则是股份制资本运营、专业管理人员、农业队组劳动和 家庭农场租佃渗合到一起运行；即使是世界各国在农业时代普遍实行的以家庭为单位的 自耕农，一旦被卷入西部的农业商品经济大潮，其家庭内部的血缘纽带也往往被利用起 来，在实施资本原始积累、再生产劳动力、作出经营决策方面与市场经济的其他规则共 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