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个文明如何生成？这不仅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取决于相关人群能否抓住孕育文明的时空条件，这些条件来之不易却又稍纵即逝。文明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基本因素。古代埃及文明的成长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三种动因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结出丰硕果实。
    

    人类历史可归纳为多种文明在不同地区先后诞生、成长和衰亡的复杂过程。一个文明如何生成？这不仅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取决于相关人群能否抓住孕育文明的时空条件，这些条件来之不易却又稍纵即逝。文明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基本因素。古代埃及文明的成长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三种动因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结出丰硕果实。
    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
    公元前6000年前，尼罗河两岸的广袤区域是适于游牧的草原。埃及先民主要居住在远离尼罗河谷的平原地带。随着北非地区降雨量的减少和尼罗河水位的降低，这些先民逐渐向尼罗河谷迁移。
    在法尤姆湖附近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5450年，生活在此地的埃及先民就已经学会了耕作，农作物有大麦和小麦。另一个史前遗址梅里姆达也位于尼罗河西岸，其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800年。这里的居民也从事农耕和畜牧业，但是捕鱼和狩猎仍是重要方式。
    从苏丹首都喀土穆至埃及地中海南岸，尼罗河流经山地、丘陵和平原，而王权国家的雏形在上埃及以希拉孔波利斯为中心的尼罗河谷地孕育而成。这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必然结果。埃及地理环境和尼罗河水文特征，为居住在那里的先民提供了优越条件。希拉孔波利斯不仅紧靠尼罗河，便于耕种谷物，而且通往东西两岸沙漠深处的贸易通道在此与尼罗河交汇。随着尼罗河两岸草地的沙化，游牧于此的先民迁徙到尼罗河谷，并向定居的农耕生活过渡。
    农耕文明哺育埃及王权国家
    定居的农耕生活，首先促成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群的形成，而后促进制陶业的产生。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了一个看似偶然却意义深远的现象。此地规模最大且使用时间最长的烧窑恰好处在来自西部沙漠的强风所经之处，说明建造者意欲借助自然的风力提高瓷窑的温度。以希拉孔波利斯为代表的上埃及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器等物品，向下埃及和南利凡特以及努比亚扩散，拥有作坊和控制其贸易的人权力逐渐增强。以这些权势人物为核心的古代埃及史前居住区域由村庄向城市进化，这些早期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竞争，为上下埃及统一国家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同处在尼罗河谷地的努比亚地区，则缺少形成古代埃及早期文明的客观条件。学者把努比亚史前时期的居民称为“A群落”。史前墓葬表明其与希拉孔波利斯居民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希拉孔波利斯所在的上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进入涅伽达文化第三期，农业发展和技术发明促使文明若干要素的产生，埃及不久之后从史前史进入历史阶段。
    随着统一王权国家的诞生和官吏制度的逐步完善，加之神权和王权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度融合，埃及国内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国势迅速增强，努比亚根本无法与之匹敌。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物物交换关系转变为前者对后者的掠夺。掠夺物不仅有象牙、乌木、兽皮、香料，而且还包括廉价的劳动力。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成为埃及人对努比亚进行掠夺和发动军事行动的桥头堡。古代埃及人称此地为“象城”，可见它在输入埃及人视为至宝的象牙方面所占据的地位。考古研究表明，努比亚地区几次人口增长和经济复苏时期与埃及王权国家的衰落期相吻合，这绝非偶然现象。
    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前融为一体，并构成有效运转的国家，这与尼罗河提供的便捷交通和运输条件有重要关系。在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和城市化并没有同时进行。虽然在统一国家建立之前的上埃及出现了诸如希拉孔波利斯、阿比多斯等政治和宗教中心，然而无法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相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上埃及少数几个最早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型城市，借助生产技术优势，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从中看到公元前四千纪的古代埃及人如何利用天时和地利创造独特文明。
    考古人员在位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和涅伽达发现大型建筑，其功能已超出个体领域，而且出土的大量印章也说明地方管理机制和官吏阶层正在生成。印章上虽没有文字，但是刻写在上面的图画和几何图案则可视为文字的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