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依靠宗教扩大世俗权力
    宗教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和国家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早在涅伽达文化第三期之初，上埃及几个城市都把荷鲁斯作为重要神祇加以敬奉。希拉孔波利斯的权贵把荷鲁斯奉为保护神，这无疑有助于统治者扩大自己的世俗权力。到涅伽达文化第三期末，统治者的名字刻写在象征王宫的横切面图案上，名字上面则是象征荷鲁斯的隼，意指荷鲁斯神保护君主，充分显示了君权与神权的紧密关系。
    公元前3200年左右，孕育文明的客观条件首先在上埃及形成，以文字、公共建筑和政治体系为主要因素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种子在希拉孔波利斯破土而出。权贵们借助先进的生产工艺，通过对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奢侈品的垄断，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并彰显其身份，他们利用尼罗河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向外输出陶器等先进产品，与外界交换原材料和奢侈品，甚至进行掠夺。他们不仅用世俗和宗教性的大型建筑物表达自己的地位，神化手中的权力，而且借助文字宣扬王权理念并构建官吏制度。古代埃及文明应运而生，其所产生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以及内部机制不同于西亚早期文明，发展轨迹也有别于其他文明。
    链接：汤因比的世界文明划分
    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在其历史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他将人类6000年的历史分成21个文明单位（另外还有若干所谓“停滞”或“失落”的文明），认为这些文明有各自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的过程，导致文明兴衰的原因不是种族或环境，而是一个文明中的人们面对挑战、展开应战的状况。汤因比的文明观只是一家之言，但对于人们认识人类文明与时空的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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