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再一部重要史籍，则数《吕氏春秋》。该书成于秦统一六国之前，但是，应是秦著。第一，历史有赓续性特点，秦国与秦朝交替时期的历史，很难截然划分。它们同在嬴政统治期间。赢政既是秦国诸侯，又是秦朝皇帝。记载这段历史的《吕览》，无疑应是秦朝史籍。马非百先生著《秦集史》，旨在“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缺”（该书自序），写了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内容，作为秦史组成部分，这是恰当的。第二，衡量一部史书的时代性，主要依其作者的时代而定。一般认为《吕氏春秋》系吕不韦主编。吕于嬴政十年免除相国，十二年死于徙蜀途中。这时下距秦朝建立有14年，尚属战国时期。实际上，吕不韦并没有直接参与该书的写作。《吕览》的撰写，“不韦固无与焉者也。”（14）其真正的作者应是吕氏门下的“食客”。是他们的集体成果。
    《吕览》史料丰富，“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高诱注）。古今事，即指上古至战国末年各国的历史。它揭示战国末年的政治特点，如说“今之世”“无天子”，战祸不息，“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乱》）其次，反映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指出农民“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分地则速，无所匿也”（《审分览》）。再者，记载耕作技术新的发展水平，“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任地》）。最后，强调“尊师”、“疾学”是造就人材的必要前提；舍此，“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劝学》）这些记述，虽不系统，却很全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均有涉及，近似较为完整的断代史。
    秦籍见之于《汉书·艺文志》，仅有著录者，尚属不少。值得提及的有《张苍》16篇。该书是秦御史、汉丞相张苍所撰。但内容如何，不知其详。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苍“历谱五德”。《索隐》谓“张苍著《终始五德传》。”历谱和终始五德，在古代是“史”的职掌范围，如太史公“掌天官”然。《张苍》主题当与史有关。其作者身仕两朝，此书撰于何时？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依照此说，《张苍》当撰于秦时，为迎合秦的政治需要而写。
    除文献资料外，考古所得之竹简，乃秦籍最为珍贵者也。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1000多支竹简，是研究秦史第一手资料。其中《大事记》、《语书》，特别是《秦律十八种》尤为可贵。
    自秦流传至今的，还有金石刻辞等实物史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艺文志》采录者，有《奏事》20篇等。另外，罗振玉《秦金石刻辞》一书，也多有著录。刻辞文字严谨，连大学问家顾炎武也为之惊叹。他说：“古人作史文字之密为此”（15），殊属可贵。毋庸讳言，此类资料的真实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只要注意辨识，去伪存真，还是可用的。
    综上所述，秦代图籍虽遭厄运，而史籍犹存者，仍属不少。早在20年代中期，有人作过考索工作，列出专著甚多，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犹谓秦无书籍者，可以关其口矣。”（16）此说是颇有见地的。
    二
    秦代史家，明显可知者有《张苍》作者张苍，《编年记》作者喜，以及《语书》作者腾。他们虽非专任史职，而所撰者实乃珍贵史料。从广义上认为他们是史家，当是恰当的。
    史官即史家。古代两者不分。诚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所说：“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王国维也曾认为：“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卿士、卿史、御事、御史，皆出于史。士、事、史一也（17）。史任官，官多是史，官史难分。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史官。如文公时的史敦，缪公时的内史廖，嬴政时的内史肆等，均是史职吏员，不过也兼任政治职务。及至统一之后，“立百官之职”，遂设较为专职的史官。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奏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足见这时史官职守，主要是管理史籍。又如张苍所任之“柱下史”，胡母敬所任之太史令等，“皆司记事之任”（18）。不过也有人认为太史令“名实不“符”，它以掌星历为主，不是“国史编修官”（19）。此说有待商榷。我们知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斯职，谈临终前语于迁曰：对于国家大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这段话出于《太史公自序》，绝无可疑。如果“论载”非太史主要职守，何以太史“弗论载”，则天下史文“废”？谈死又有何憾？其“甚惧”之叹，何由而发？显然难以说得通。
    秦太史令胡母敬博识古今文学，著《博学》7章，编入《仓颉篇》， 《汉书·艺文志》列之于小学家，今已亡佚，内容不详。然而既是太史令所撰，与史定是有关。何况我国古代文字多为史官整理，常充作史料之用。诚如唐代张怀瓘《书断》所说，籀文原系“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
    秦御史大夫亦领史职。御史大夫位列下卿，是丞相副二，史职由其下属侍御史担任。侍御史或称御史，又称柱下史。此名始于周，秦袭周制，故有斯职之设。
    秦柱下史有张苍。苍曾师事荀卿，受《左氏春秋》，入汉，传左氏学于贾谊，是秦代颇享盛名的史学家。其衔为御史，“主柱下方书”，亦“明习天下图书计籍”（20）。由此可知，秦代侍御史的职守是：侍君左右，君举必书，同时掌管图书秘籍之藏（《汉书·百官公卿表》也有记载）。
    秦代博士实际上也是史家。他们的主要职守有三：“掌通古今”、“辨然否”、“典教职”（21）。第二项是政治顾问，一、三两项均属史职。“掌通古今，”近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典教职”，即担任历史教师。我国以史施教，向有传统。早在春秋初年，楚大夫申叔时曾对庄王说，教育太子应以历史为教材（22），春秋以降，历代相因，秦亦如此。秦火中《秦记》受到保护，主要用意之一，即留作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