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记》、《汉书》相较，《后汉书》和较它早成书百馀年的《三国志》一样，无表无志。表，是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的，“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①成为始作俑者。对于志，范晔却是有意撰写的，自述说：“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②当时，他“所撰十志，一皆托俨③，可是，范晔与谢俨相继被害，《志》稿散失。南朝梁人刘昭知范晔“及语八志，颇褒其美。”乃将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④。此八志，“虽未尽善，而大较多实”⑤所以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便有孙奭建议将彪专与范书合刻。但清人邵晋涵认为，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的上述说法，“考之不审”，“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书，实始于唐人”⑥。从以上这些人所共知的史事，可知范晔撰史，总体上未出迁、固范围。
    但是，与迁、固相较，范晔却增加了《皇后纪》，增加了宦者、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个类传。这，当然不可视为篇目的一般调整。属布局谋篇的问题，而是范晔的史学思想的深刻表露。
    任何史家的史学思想，核心是史学目的。孔子作《春秋》，旨在通过所谓“微言大义”，有所褒贬。他坦率地承认：“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⑦故孟子称赞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⑧司马迁也说：“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⑨后来司马迁本人著《史记》，则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司马迁的时代，天运天命，四气五行之类，都是自然界及其规律在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混混沌沌的、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反映；司马迁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去推究天人关系，虽然也发出了许多让后人惊叹不已的闪光点，但总起来说，终究还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至于“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由于撰写了第一部中国通史，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他为“通变”事业立下了首功。可以说，从古至今的众多史家家不是司马迁开创的“通变”事业的继承者与创新者；他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永远是一项基本的治史原则和治史方法。嬗至班氏父子作《汉书》，其史学目的，便没有司马迁那么宏大了。《叙传》明言是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就是说，他写的《汉书》是以五经为衡量历史的标准，以博洽为手段，以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所谓“事实”，阐述汉“纂尧之绪”，神圣不可犯。章学诚评论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⑩足见班固的史学目的是一种为当代封建皇朝服务的实用主义。而范晔作《合汉书》，目的更为实用：“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11）范晔这个出身于门阀世族的朝延命官，要“正（东汉）一代得失”，自然是要为地主阶级寻找更有效的统治术：这一层自不必说。不过，正得失，就必下褒贬；下褒贬，就需原始察终，探源溯流；于是在这些原始察终、探源溯流的细微处，便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范晔与其前辈史学家的不同。这些不同处，正体现着范晔的创新与史识。王失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2）这可谓欲“正一代得失”的范晔于一千二百年后得一知巳。
    范晔为达到自己的史学目的，也学习与运用《左传》以“君子曰”、《公》、《谷》以“公羊子曰”“谷梁子曰”、《史记》以“太史公”、杨雄《史记》以“撰”、《汉书》以“赞”、荀悦《汉纪》以“论”、《东观汉记》以“序”、谢承《后汉书》以“诠”等。“其名万殊，其义一揆”（13）的传统手法，于篇首作《序》、篇末作《论》、《赞》，来直接表达自己对东汉政治、经济和人物的见解。序论本“所以辩疑惑，释凝滞”，但文人好舞弄墨，故自迁、固以降，序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14）。而范晔则自诩更高：“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谈，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5）。姑不论这些话是否夸饰，但从《后汉书》的序、论、赞，确实处处可看到范晔“正得失”的旨意。如《儒林列传》的《序》述东汉儒家兴衰的原因，宦者列传的《序》论宦者从周秦至两汉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及他们专政的由来，《党锢列传》的《序》叙战国以来时君的好尚与士风的演进等等，均极深刻，又如《邓寇列传》的《论》言外戚专权的恶果，也极精彩：“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馀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已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然而，作为史书而非政论，范晔为“正得失”，主要精力用在史料的选择排比和详略的处理上，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东汉诸帝，除光武年六十三，献帝禅位后年五十四始逝世外，馀十一帝皆早殇：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仅两岁，安帝年三十二，顺章年三十，冲帝仅三岁，质帝仅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少帝（后被废为弘农王）年十七。皇帝早死，继位者必年幼，他们继位时的年龄：章帝为十九岁，和帝仅十岁，殇帝刚满百日，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仅两岁，质帝仅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少帝十七岁，献帝九岁。继位者年幼，母后必易临朝，东汉前后垂帘听政者有六人：和帝时，窦太后称制；殇帝和安帝时，邓太后称制；北乡侯刘懿嗣位时，阎太后临朝；冲帝、质帝和桓帝时，梁太后临时朝；灵帝时，窦太后临朝；少帝继位后，何太后临朝。东汉近二百年间，太后临朝的时间长在四五十年。这个史实怎能不使范晔新立《皇后纪》以理纲目、纪大事呢”《史》、《汉》除吕太后入纪外，其馀皇后的行迹，仅在外戚世家或外戚传中言及。《后汉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新立《皇后纪》，是与东汉的政治实际相吻合的。清人何焯称赞道：“作《皇后纪》，为得其实，虽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学之变，未可议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