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东晋著名的历史学家。著述宏富，达24种之多，其编年体的西晋史《晋纪》，在当时即信誉卓著，“咸称良史”，备受学者推崇。但由于干氏所著，荡然无存，以致长期以来，其史学成就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迄今在古代史学史上尚无其一席之地。拙文钩稽佚文，拟就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略作探讨，力图对其在我国史学史上的成就与地位作一恰如其分的估价。
    一、力诋纪传，盛誉编年
    晋元帝建武元年，干宝领国史，始撰前朝史《晋纪》。当时，在史书体裁的选择上争议颇大。史家们各抒己见。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①，他“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②，极力主张修史采编年体。最后终于以干宝“重立凡例，勒成《晋纪》。”③纪传与编年作为两种不同的史书体裁，各具短长，互有得失，“殆未易以优劣论”④。像干宝这样单纯地誉编年而抑纪传的言辞未免给人以偏激之感，刘知几即对此愤懑不平：“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⑤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直观，若置其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则不尽然。人所共知，东晋王朝自建立起就承受着地方豪强相对独立的沉重压力，特别是江东世家大族的武装势力对中央皇权造成严重威胁。同时，作为历史学本身，发展到这一时期，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特别发达，而纪传体广为立传，突出个人，似有喧宾夺主之嫌，不利于皇朝的专制集权。相反，编年体以皇帝一人为主，以一家正朔，既能申明正统之意，又可正君臣上下之分，贵贱主次，礼秩差等，彪炳可观。同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⑥总之，较之纪传体，编年体史书具有巩固王权和易睹王朝兴衰治乱之迹的特点。东晋初关于史书体裁的争论，就包含有巩固王权和削弱王权的新含义。由此可见，干宝并非无的放矢地强调编年体。他立足于巩固王权的基本点，把史书体裁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史书编写过程中，刻意模拟《春秋》，吸收其大一统的思想。我们知道，春秋末年，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孔子从维护奴隶制的保守立场出发，哀叹当时那种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周王室名存实亡的社会现状，其修《春秋》，就是要通过对鲁国历史的记述，以达到维护周王朝一统天下的最终目的，因而在书法上体现出“据鲁”、“亲周”的一面，“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⑦干宝《晋纪》仿效《春秋》书法，称晋室为“我”，诸如“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⑧、“王经正直，不忠于我”⑨之类，皆其例证。也许会有人指出，这种巩固封建王权的思想是消极落后的，无可称道。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⑩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干宝撰《晋纪》之时，适值地方割据政权拥兵自重、觊觎神器之秋，任何一场小小的政治风暴，都可能导致江左偏安王朝的四分五裂。在这种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巩固王权就成为众望所归的事情，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为王权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统一的王朝总会比分裂割据局面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干宝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通过编纂史书来体现巩固王权的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积极、进步的思想。
    干宝力诋纪传、盛誉编年的史学理论，不仅在主观上具有巩固王权，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东晋以后编年史的巨大发展。编年体本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史书体裁，春秋时期之晋《乘》、郑《志》、鲁《春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后孔子对鲁《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修成《春秋》。不过，这些编年史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记事简单，有纲无目。《左传》是在《春秋》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记事详细、内容丰富的编年史，它使编年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但是，自《左传》以后，至司马迁《史记》以前，编年史却是寥若晨星，今天所能见到的亦不过《竹书纪年》和秦简《编年记》等数种而已。特别是自《史记》问世到荀悦《汉纪》三百年间，编年史竟绝而无传，直至荀悦著《汉纪》，才把编年体重新恢复，从而推动了编年史的发展。不过，纵观我国史学发展史，不难看出，编年史的蓬勃发展，乃在东晋时期，并不始于荀悦。为说明问题起见，兹据《隋志》和两《唐志》将东汉至隋这一时期编年与纪传两类史著列表如下：
     时代东汉魏蜀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
    编年体3无无无 412721321114
    纪传体21 2 285 53104无 1无 4
    很清楚，虽然荀悦恢复了编年体，但由于他只是对《汉书》删繁存要，改变体裁，并没有在理论上对编年体加以强调，因而在当时尚未产生较大影响，亦未能引起史家的普遍重视，以致踵之者寥寥无几，仅侯瑾和刘艾分别撰成《汉皇德纪》和《汉灵献二帝纪》。尔后，历魏、蜀、吴三朝，竟无一部编年史。延宕至西晋，也只有四部编年之作，仅及纪传史之半。可是，自东晋开始，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编年史骤增至12部，为纪传史两倍余。经宋迄梁，依然遥遥领先，就是到隋，也是与纪传史并驾齐驱。唐初，私家撰史，更喜用编年，如张太素、吴竞、韦述等人皆有编年之作。至唐中期，甚至有人认为“纪传烦漫，不如编年”，反指责司马迁更编年为纪传是“率私意，荡古法”（11）。编年史的兴盛，于此可见一斑。编年史何以能在东晋得到空前发展，并一直至中唐时期始终保持其迅猛发展的势头？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无可否认，即与干宝诋纪传、誉编年的史学理论是分不开的。因为史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史学实践的，它一经产生，就会直接作用于史学实践，以推动史学的发展。干宝当时强调编年体时，“于时议者，莫不宗之。”（12）其号召力和产生的强大影响不言自明。这正说明干宝对促进我国编年史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