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思与批判精神。本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在主要针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以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而开展的批判运动中，美国的中国史学者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跨步，从而实现了美国中国史研究中一次质的飞跃。当前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又在70年代业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为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具有现代的形态而在不断地努力。
    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国外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美国中国史学者在广泛吸取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因此我国史学工作者关心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现状是十分自然的。我们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什么是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一直以明清以来的历史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论述的重点。
    （1）费正清与利文森时代的中国史研究
    美国史学界一般认为费正清为中国史研究中“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利文森为“传统－近代”模式的一代宗师。这两个学派在50、6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学派。
    费正清高度评价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国的悠久历史可能代表了有组织人类历史的四分之一”，然而中国文化又是“伟大历史文化中最杰出而又最隔绝的文化”①。根本原因是“钦定的儒家思想的宏伟构思把道德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并且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融为一体”，由此形成了同心园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中央政权高居地方官僚统治之巅。在基层，靠宗族关系和绅士集团的忠诚来维系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这种忠诚是儒家学说的产物，因此，费正清认为“只有通过儒家学说，才能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②。
    儒家学说维护着帝国的秩序，帝国的权力又“包容和利用了文化”。于是国家、社会和文化这三者结为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和平和秩序支持着王朝的统治，但也使中国社会陷于一种长期停滞的状态。
    文化传统是抗拒变革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构筑的政治体制非但不能完成社会形态的自我更新，相反地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革命变革有痉孪性，有时在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③。
    那么什么力量才能打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从而推动中国迈步近代社会呢？那就是“西方的冲击”。根据费正清的观点，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就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不断冲击以及中国社会对这些“冲击”所做出的“反应”。这就是“冲击－反应”模式的主要内容。费正清与邓嗣禹发表于1954年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就是用这种模式对中国19世纪的历史作了典型的描述：在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与居于统治地位并处于工业革命推动之下的西方国家的接触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诸方面，西方文明“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④。
    费正清这种用“冲击－反应”的模式来研究和解释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化历程的方法在美国的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当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执教，所以他和他的追随者被称作“哈佛学派”。
    与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遥遥相对的，是以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为核心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形成的另一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利文森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名著《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和《儒教的中国及其近代的命运》（Confucia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I，1958；Vol.，Ⅱ，1964；Vol.，Ⅲ，1968）使他在美国史学界名声大噪。利文森的史学思想既可追溯到“哈佛学派”的渊源，又有他自己的新发展，使他成为“传统－近代”模式的代表人物。
    利文森对中国思想史有着精细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对儒家学说的系统观点。他所以用“传统”与“近代”这两个词来区分中国漫长的历史年代，是因为他认为19世纪西方文明影响中国之前与其后，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19世纪初，以儒家学说为准则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使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和谐、平衡的停滞状态。儒家的人文主义只能造成一种固定的、静态的世界秩序，与为科学理性所支配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根本性的变化不可能从中国社会结构自身中产生，只能源于外界的刺激。所以儒家思想只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利文森的一句名言即是，儒家思想“只有归途而无出路”⑤。
    利文森对中国古代文明有种极深的仰慕之情。所以他为中国的衰落感到惋惜。然而中国并非没有前途。利文森认为西方文明在改变中国历史方向上可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西方文明促成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另方面，西方文明又为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楷模。总之，在利文森提出的“传统－近代”模式中，“传统”与“近代”两者之间是绝对对立的。中国要想由传统社会跨步到近代社会，那么只有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