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坚雅宏观区域理论是基于中国广大腹地内部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根本性认识才提出来的。然而中国9个宏观区域之间不仅存在着差异，事实证明，各宏观区域之间又有着联系。这种宏观区域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各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之间的联系体现的。但各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并不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形成的。黄河西部冲积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城市系统历经500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到汉代才形成。华北的城市系统到唐和北宋才建立起来。长江下游城市系统到南宋时才具规模。而其他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直至明清时代才逐步发展成熟。即，各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之间并不存在着共时性。再加上前机械运输时代各宏观区域之间的交往十分困难，因此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并没能形成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全国性的城市系统（22）。然而，发生在中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却在全国性城市系统的形成以及赋予中国城市以近代的意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世纪城市革命”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即城市已不再单纯是政治、军事和行政的中心。官方的市场组织日益衰落；坊市制被取消；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小城市不断衍生，新兴城市的建设格局开始偏离传统的建城宇宙观；税收和贸易货币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商人数量不断增加、财富激增，权力随之扩大，而社会和政府对商人的态度已有所软化；为出口进行的商品生产和宏观区域之间的贸易更成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重要内容。上述所有这些变化说明，随着区域城市系统的逐步形成以及各区域城市系统之间联系的加强，中国经济已开始出现朝着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方向上发展的趋势（23）。
    史坚雅有关中国宏观区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内部不仅各宏观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即使是在一个宏观区域的内部，其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差异。这种观点与因袭已久的把中国视作一个静态的、均衡的“整体”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次，史坚雅认为中国王朝的兴衰固然对各个宏观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各宏观区域又有自己的周期性变化。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与西方学者习用的以中国王朝的更迭作为判断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依据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其三，史坚雅的理论表述了他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脉络以及对中国城市的特征的观点。多年来，马克斯·韦伯依据西方文献和西方城市的发展规律，得出“中国无城市”的结论。此点在西方史学界影响颇深。史坚雅有关中国城市体系以及城乡统一连续体的研究，正如史坚雅自己所说，事实上嘲弄了以往社会科学文献中所表述的那种简单的想像（24）。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70年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最大的收获主要表现为：一、对中国社会充满动态的变化全景的重新认识；二，对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按一定方向发展的长期趋势的发现；三，对于中国广阔空间内存在着差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的揭示。
    （3）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在70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继续稳步前进。近15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主要著述，我们已列表附于文后，供我国学者参考。笔者个人认为就学术价值而言，应该说那些研究中国地方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著作最值得注意。而且这两者又常常相互结合，使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此外，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区域性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一般都突破了王朝的界线，而以较长的时段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又由于很多著者都曾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广泛地收集了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所以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者的著述较之70年代的那些研究成果，显得更成熟、更深刻、也更具有力度。然而在史学理论上，并无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那种重大树建。80年代以来的著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对70年代中国史研究中已经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论证。至于70年代美国中国史研究中那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在8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并无有效的克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无论在“横向”或“纵向”的“个案”研究中，美国学者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然而对研究的课题也有越分越细的倾向。这自然使人担忧，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今后会不会同样出现史学“碎化”的危险。“区分”（differentiation）不能代替“综合”（integration）。因为整体结构终究规定着各个部分的联系及其性质和意义。所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欲想取得更大的进展，提高中国史研究中的综合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从年鉴派的史学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成分，但年鉴派史学思想中的缺憾处，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同样有所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而轻视政治事件的历史作用。如果说在70年代的美国中国史研究中能打破王朝的界线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从而为突破中国历史“循环”论找到了正确方向，这表明为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那么，反之，如果过份轻视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制约力，那么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同样会出现片面性。三，美国学者在关于中国宏观区域理论的研究中认识到中国广大腹地内部存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各宏观区域和宏观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无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也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比之于把中国视作一个停滞的、凝固的“整体”的观点，无疑地是个重大的进展。但上述理论并没能回答各宏观区域之间既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中国历时几千年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也就是说，对于各宏观区域之间所存在着的内部同一性，尚缺乏深入的探索。此外，宏观区域理论揭示出各宏观区域内部所存在着的周期性变化，但却没能回答更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各宏观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周期性的变化，以及什么因素制约着这些周期性变化。对因果关系的忽视是年鉴派史学思想中的严重缺点，这一缺点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不容轻看。
    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自然是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们所普遍关注的。柯文于1984年写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一方面是为了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这一转变历程做出总结；另方面，就是他已经意识到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弱点并希望通过他的这部总结之著，推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能更上一层楼，即，“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