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有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探讨社会系统中的一些因素（只不过一个侧重于现实社会，一个着眼于业已消逝的既往）；它们都把创造历史、并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历史之中的人作为考察对象。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二者也有某些相类似的地方。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社会学和历史学才变得易于共生和共长。在中古以前，社会史学的命运在东方与西方是不大相同的。与古代西方求悟性、辩逻辑、明哲理的思辩式理论相比，中国古代更偏重于对人际关系的探求。孔、荀、庄、韩诸家均不例外。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儒家的这种“仁学”思想体系，成为影响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它也必然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及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颇大影响。由于这一特殊而又长期存在的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史学萌生之早、发展水平之高都超过了同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史学：
    譬如，从《史记》开始，历朝纪传体史书都广泛记载和评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化艺术家为本人生涯及其家庭的演变轨迹，试举一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除去详细记述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外，还记录了诸葛亮之弟诸葛均、之子诸葛赡、之孙诸葛尚的情况。甚至还记录了其侄诸葛乔的生平：“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追乔来西，亮以乔为己嫡子。”这俨然已是初具规模的社会史学“个案”了。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史书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料，美国学者埃伯莱才在《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一书，由衷地赞叹这为现代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前提”。
    譬如，古代中国史家对不同地区人们的气质和秉性予以重视，并进行初步分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全国20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长安地区“西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巧玩而事未也。”临淄地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他不仅仅罗列实际状况，还力图从总体上概括，进而解释这些现象出现之因。如他在解释代地民情为何“慓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试图用社会与自然的因素来解释和说明生活风俗，无疑蕴含着合理的成份。
    譬如，古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记载人们风俗习惯的专门性著作。汉代有《风俗通义》；南北朝时期有《荆楚岁时记》、《世说新语》；唐代除了《独异志》外，还有《酉阳杂俎》等传诸后代引人注目之作；到了宋代更是云集纷出：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殊堪珍贵的史料。
    譬如，在正史以及正史之外的野史、杂史、笔记小说、游记见闻中也存留了很多关于社会生活、家庭与亲属关系、人际交往等方面资料。
    譬如，中国古代甚为繁多的家族谱系史料也从诸多方面补充了其他书籍的不足。以宋为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所录宋代的家族谱系之作就有190部、568卷之多。
    社会史学萌芽甚早，这不能不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好的传统，这也是中国传统历史学得以全面铺展、大空间地广泛记述与研究历史并成为古代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个分支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苟同黑格尔以及现代西方某些学者的论断①。然而，尽管中国人对社会史学并不陌生，但从本质上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种种表象上看，中国古代的社会史学只是局限在经验论的范限之中，它质朴而直观，大略而粗疏，细微而琐碎，罗列现象多而探讨原因少，更多地注目于贵族、官宦、封建帝王而较少注意社会下层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起步虽早并在颇早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而发展的速度缓慢，继承前人的遗产多而自身的创新少。几乎在各个方面，它都带有时代氛围、社会氛围以及历史学自身氛围遗留下的浓重印记。换言之，中国古代史学把古代的社会史学研究推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学术思想的凝固认同，窒息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学的进一步突破--即建立起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内在逻辑性的社会学体系。而这一任务在16世纪西方经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之后，由西方学者承担并完成了。
    第一个标志是四位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的出现和近代社会学的应运而生。
    第一个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孔德。他首先确立了“社会学”的这一名称，并提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概念。从社会静力学的角度主要研究社会制度复合体（经济成份、家庭和政治制度）的行动法则。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孔德侧重于揭示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展变化的。但在这里孔德却陷入了机械论的阈限之中，他坚持认为一切社会都要经过某几个固定不变的阶段。第二个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主要是把分析方法具体化和深入化了。斯宾塞指出，社会有机体是稳定的，组成这一整体的各部分虽是独立的，但却非偶然、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它们具有某种长期的联系。斯宾塞认为，社会学应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同时性）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历时性）之间加以比较。第三个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迪尔凯姆。他泛化了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在他看来，社会事实有多少种，社会科学就有多少项目，社会学就有多少个分支。他认为，社会学应包括如下几个分支：普通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美学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迪尔凯姆强调对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和制度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的重要性。第四个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韦伯，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性行动”和“社会关系”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韦伯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所谓“理解的方法”。他认为社会学本身就是“力图理解和解释社会性行动的一门科学，目的是对社会性行动的过程和后果作出说明原因的解释”。韦伯首次把分析和探究原因提到社会学的根本研究方法的高度，这是他对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现代社会史学研究正是在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1929年，勒·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它的问世包含着两层意义：第一，它标志着现代社会史学的正式出现。第二，它标志着法国“年鉴史学派”的产生。尽管这个杂志以后曾两易其名（先改为《社会史年鉴》，后又改称《经济、社会、文化年鉴》），但它研究社会史的初衷却一直没有改变。当代社会史学发韧于法国应当说不是偶然的，除去近代著名社会学者多法国人之外，法国史学家也作了可贵的努力。第一个恢复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近代史学家是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伏尔泰。这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反封建斗士挥舞理性与自由的利剑，义无反顾地闯入了欧洲学术界。他在《风俗史》一书中指出，不仅政治和经济，而且饮食起居、人口状况、风俗习惯、科学文艺都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米什莱尔在1869年出版的《法兰西史·序言》中也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再现完整的生活”，因此必须研究“各种活动（宗教的、经济的、艺术的等）的详细发展状况，包括检验土壤、气候、食物……以及思想、风俗和民族精神的内部重大变化”。这一切都给“年鉴学派”以直接的影响，它敏锐地察觉到由于朗克学派巨手遮天而造成的史学危机。在《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号上，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告读者》一文中大声疾呼：史学家应冲破注重个别事件、注重叙述、注重“社会精英”的高墙壁垒，在社会历史的综合中，把历史学推向前进。在“年鉴学派”大力倡导和脚踏实地认真研究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社会史学研究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史研究在史学中的位置日益上升。据《美国历史协会会刊》1982年的统计，1958年至1965年社会史课程只占总课程的2％，1978年增至8.4％，1981年更增至19.1％。社会史讲座在1968年之前尚无人讲授，而到了1968年则占总讲座的10.4％，到1978年又增至27.1％。美国的情形是整个西方史学界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