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史学思想是钱穆史学的中心
    非历史编纂学与非史料学意义的史学之得以成立，在于史学家的思想；历史由“思想”作出解释，而史料却只是史学殿堂的砖料。没有“思想”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史学家”没有自己的思想也称不上真正的史学家。钱穆先生之在当代建立了他的独树一帜的史学，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史学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与等身的著作，主要就在于他有自己的思想。钱先生的史学表现在材料使用上，有一最大特点，就是他的历史理解和解释，所使用的都是学人人皆熟悉的最普通的史料，而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也正是由于他有自己的思想。
    钱先生的史学思想，不是逻辑的预设，也不靠引证权威。他朗然有志于建立现时代所需要的新史学①，但一无依傍，戛戛独造，是在无直接的西方学术思想背景下治史的。他依据自己的历史思考，提出他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并由此透显、展示及表述出他的史学思想。而这个思想，不是就一人一事而作的评论，不是零碎无统的见解片断，而是一套观念体系。
    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史学思想，还有史学方法论，这三大部分构成了钱先生的史学，而史学思想是其史学的中心。他的史学思想又可分为历史观和史学观两部分。应当说，“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辞，虽然“历史”一词也时常被用来指称叙述与解释过往事件、人类历程的学问，与“史学”概念同，但于文法上终是欠严格，究其实乃是一种习惯用词。简要地说，历史观是对历史的看法，史学观是对史学的看法。在钱先生的史学里，历史观和史学观二者交光互映，连成一体，后者还是前者的思想的延伸。对钱先生的史学作多方面的疏理，甚至对其史学思想作详细的诠表，将会占用超过允许的篇幅。因此，这里仅择要诠表其历史观。
    二 “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
    钱先生的史学是儒学意义的会通史学。他在《史学导言》（1989年3月收入《中国史学发微》）一书中曾专门阐述了会通史学的意义，在于如曾涤生之将义理、辞章、考据、经（国）济（世）四个成分会通一体，这使他的史学具有自己确切的整体性特征，此我在以前《论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钱穆先生传略》、《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等篇论文中已有指述；他的史学又另有整体论的哲学思想背景，此则在《钱穆新儒学学案》中作了疏论，故均不复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更重要的还有钱先生对历史的观念为其会通史学的内在支持与理论基础，这就是民族、文化、历史三者一体的大生命观。
    这是个对历史的整体或整全的观念。在钱先生的史学中，它是个首出的观念、基本的观念。钱先生在对历史“从头到尾作通体”②的思考和概念说明中，由表及里，层层推进，会通和展示与论证了这一观念。
    存在于人类和人类创造中的“历史”一是史学辞典的头条名词。这一名词，涵义极为广泛，极为丰富，以致学者人异言殊。但史学家必须面对它，作出自己的意义规定，即免不了西方历史学和哲学所谓下定义的过程。而史学家也常能在此“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基本观念，建立起自己的学说。钱先生亦然。无论中国传统史学的即事言理、纪事本末，还是自美索不达尼亚陈述已知事实，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探究人事以降的西方史学，都离不开“事”或“人事”的内容规定，因此钱先生有关历史是人事（记录、记载）的说法，应当被认为是对传统史学观的承袭。他当然没有就此打住。他对“历史”作了内容广泛的说明，而且“说明”强调“历史是一全体性的”③。先是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谓“民族国家已往之全部活动是为历史”；后在他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中详说历史的内容，谓“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他始终坚持历史的整全观。
    对“历史”的这个“全体性”，钱先生认为是必须“活看”始能认识到的。《史学导言》讲这个“活看”历史观，说：“讲历史，决不是死历史，一切已经过去了，我们该换一个眼光来讲，全部历史都活在这里”，“一切事，要活看，不能死看”④。因为，“人类整部历史，是一部活历史，非是一部死历史。”⑤他的“活看”历史的“全体性”，实际是从实事、意义、价值和道理上来诠释历史的全体性。按此“活看”：第一，“一部历史只是一件大事”⑥，“学历史的人，分开一件一件事死看，便认不得历史真相与历史精神”⑦；第二，对历史上时间、事件、人物三要项提出新看法，认为历史时间必附随在一件历史人事上，而历史事件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未来，故从历史时间上说，历史是个“长时间”⑦，研究历史当如中国古人对历史抱一套长时间观念；第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是一部大历史从头演变下来的”⑨，“历史是一个大现在，上包过去，下包未来，是一个真实不动的大地盘”⑩。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是一部活历史，是一个长时间，是一个大现在，只是一件大事？也就是说为什么是一个整全体？钱先生说，道理就在于其中“有一番大生命存在”（11），而生命不能从中间切断。“我们的人生过程，我们人类大生命的过程，才是广义的历史。”（12）因此，“要把研究历史发展当作人类社会一条大生命前进之一项图样、一种法则来看”（13）。
    钱先生还从对“历史”的性质分析中证成这个大生命观。他论述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没有变异性同样不成为历史，而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的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就是知道历史这三种特性。此所谓传统性，也就是《国史大纲·引论》中所说的文化与历史之连绵与持续两特征。他还曾以绵延性来诠释历史时间，以持久性来分析历史事件，连绵性与持久性也都属于传统性的范畴。而历史之所以有此三种特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历史的精神性与生命性，即“有它的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有一个生命在里头，而“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