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须补充说明的，气运观原是中国传统里普遍流行于全社会的共有思想，用以看待和解释时代兴替、社会治乱以及个人遭遇。钱先生对它作了理气合一、宇宙论人生论合一的显发。按他的分析和阐发，气运思想由气数和命运两观念合成。他认为，气是极微的能动的最先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共同原始。气在聚散分合的活动中，积微成著，积聚到一定数量，就会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大变化，这就是气数。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都是在一大化中生出万变，都是气数。命则指的一种较大较固定的局面，运则能转动，能把此较大较固定的局面松动与化解。所以气数与命运斟酌配合互看，能看得出天地之化机。气数是一个变动，也是一种必然。气数到了，新局面忽地开创。气数完了，一切没办法。“当知气由积而运，但积至某程度、某数量，则可以发生一种大运动。而此种运动之力量，其大无比，无可遏逆。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积。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53）这就是钱先生所显发的宇宙人生一体的气运观。
    钱先生认为，这个气运观是宇宙人生界一切变化运动背后的不变真理，若仅落实到人生界言，就有世运，有国运。“积微小的变动，酝酿出极大的兴革来。积微成著，势到形成，从量变到质变，从少数一二人创始，到多数大众随和，而定形，而变质，而开新。”（54）历史时时在变，世运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下。“历史千变万化，不外这一个治乱兴衰。”（55）这个从其气化宇宙论中阐发出来的世运观，是一个历史哲学的观念。气数运转，这就是世运兴了会衰、衰了会兴背后的一番大道理。它与钱先生“历史常在变动中”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内涵同一。
    四 “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
    在钱先生的史学思想中，有三个连续性相关性的命题：地理是基础，人物是灵魂，人心是动力。这是个系统性的思想，是钱先生对历史所作的心物一体的又是人本主义的表述。
    对物质表层的地理因素的重视，是钱先生史学的一个显著表征，《历史和地理论丛》和《史记地名考》等著述所形成的历史地理学原是一重要组成。但这个重视同样来自他对地理的哲学思考，由对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位一体思想的结构主义分析中确认了地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须由个别的地，而后能再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由是他进而对人物与地理作了历史学的定位：“人物是历史的主脑，地理是历史的基础、舞台。”（56）这里所谓的基础、舞台，不仅是从地理乃历史的横截面上说，更主要的即是其个别性的内涵。地理是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基础构成，是历史表现的舞台。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地理变，历史亦变。地不同，人不同，历史演变亦不同。因此，忽忘了地理的一面，将难见其所代表的个别性，历史也“将失去其中许多精彩和真实”（57）。
    不过在人类历史中，地理作为物质的凭藉，终究是个客体、辅体，表演悲欢离合雄壮威武剧的人始是这个舞台的主体。人既受地理所囿又不受其囿，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历史亦因此得以在时空中开拓和发展。当然有鉴于此，故而在此地理、人物、人心的系统性思想中，钱先生所突出与加强的，是主体性的论述，此仅从上述对人物与地理在历史结构中的定位分析就已显见。此外，他更进而阐述，历史虽是关于全人群的人事，但究是人在做事而非事在做人，且人事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只有人物永远是此一人物。这是因为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返，唯人则可穿过事态之流变而有不朽的存在。“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58）。人不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因此，历史文化大传统、道的兴亡寄托在每一个人身上。历史无骤兴，也无骤衰，其兴衰的主要关键在人。“一切气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59），“每一个人都可为转移气运扭转时代之中心”（60）。
    其实，谓人皆可转移气运扭转时代的中心，乃应然之理。从历史的实际进程上言，钱先生认为真正主持历史命运的，还是历史人物。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要把握时代命运，最要注意的，也是人物，“历史人物是历史的灵魂”（61）。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在全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的少数杰出者，“起领导作用，主持历史命运的，便是历史人物”（62）。历史的主干在人物，“人物为历史中心”（63），历史“倒底由人物而演出”（64）。所以世运的治乱兴衰，历史的光明与黑暗，全部关系在人物。人物可转移气运，故纵然遭逢大乱世，但“只要有人物，自可开创出新时代”（65）。
    然而，人和人物在历史中所处的中心、主宰、灵魂、领导的地位与作用，从本源上说，则还在人之“内心”（66）。这是因为，每人有其内心决定，有其德操与人格修养；而此德性，虽看不见，却生机勃勃，活泼泼的，为外力所无可奈何，“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67）。这个德性就是我心和你心同此的心，千古同然的仁心。钱先生由是提出了他的唯心论的动力论。他在多处论述，推动人生社会的应该是人的这个心，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68），移此大气运者则在方寸之一地（69），旋转乾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70），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贵一统而其统均在心（71），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乃是一部人心的历史（72），等等，不一而足。一言之，历史变动进退与世运治乱兴衰的动力，在于人心。
    这个千古同然的人心，这个活泼泼的人心，实即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历史精神，亦即历史大生命之所在。《国史大纲·引论》即明白地说，民族精神即民族生命之所在，是推动一民族一国家历史演进的生力、生原。后来又说，历史演进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即历史精神（73）。人心为历史文化的演进背后所常有的抉择取舍指针，人心的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74）。钱先生曾著《中国思想史》，而之所以著以书，也因为“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75）。凡此，皆在说明：“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76），“心已变，则一切自随而变”（77）。
    此人心动力论，亦即心性领导论。钱先生说：“心和性向着善前进，故历史也会向着善前进，文化也向着善前进”，而“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78）。
    “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这是钱先生史学思想的中心观念，所处理的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即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动力论，而不是西方哲学中的决定论。它与钱先生一切人文皆由心性展演由心发源的文化哲学中心观念，内涵合一，逻辑一致，但此须待另文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