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卷十七中说：
    或谓曰：“子于《尚书》之学，信汉而疑晋疑唐，犹之可也；乃信史传而疑经，其可乎哉！”余曰：“何经，何史，何传，亦惟其真者而已。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可也。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辨伪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真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宗旨。古代学者在辨伪方面用力颇深，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与宝贵的经验，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总结。
    辨伪之事，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孟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下》）战国泰汉之间，辨伪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就下过一番“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要旨”的功夫。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书时，在古籍的校勘、编纂、考辨、编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奠定了古籍考辨学的基础。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是辨伪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到了东汉，班固以《七略》为基础，删去浮冗，取其指要，而成《汉书·艺文志》。之后，辨伪之学日趋繁盛。王充的《论衡》，是辨证伪事、考订伪书的重要著作。马融、何休、临硕、包周、郑玄等人也加入了辨伪的行列，郑玄的成就尤为卓著。
    汉代的辨伪之风对后世影响很大。六朝时期，造伪的人很多，辨伪的风气也日盛一日，范围更日广一日，几乎对经、史、子集都可以怀疑。如《颜氏家训·书证篇》说：
    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书《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造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到了唐代，在国家颁布的《五经正义》中，对于《诗经》、《尚书》、《周礼》、《周易》等经文都有所怀疑。影响到私人著述的辨伪力量就更大了。也产生了辨伪大家颜师古、刘知几、啖助、赵匡等人。降及宋代，辨伪之学，欧阳修、程颐倡之于前，程大昌、朱熹、王应麟继之于后，他们在古书范围内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考据学也进一步成立起来。但宋儒的辨伪并未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辨伪收获最大的还是清代。清代是朴学的极盛时期，考据辨伪极为发达。这时不仅提出问题，大多解决了问题。如阎若璩用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把晚出的《古文尚书》来源一一寻出，又把作伪者抄错古书的地方一一揭破，暴露了它种种内在的矛盾，使千百年的疑案大白于天下。
    本文试图对汉代辨伪的历史作初步的检讨。比起后代来，汉代辨伪的人很少，所辨的伪书也不很多，但对后代的影响至巨，在辨伪学史上，可称是源头。因此加以探讨和总结，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曾作《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史学年报》二卷二期，收入《古史辨》第七册），对汉人的辨伪情况作了严密的考证，凡顾文中已得到较详说明者，本文不再详述，有所取资处，亦不一一指出。辨伪可分辨伪书与辨伪事两个方面，为避免扩散，本文仅就汉人辨伪书方面加以论述。
    二、汉代的造伪
    梁启超在《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说：
    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种情形，各国都有，尤其是在中国，造假的本领特别发达！可见造伪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普遍的现象。上古之时，由于条件所限，只有官家法令方得书于简册，私人著述只能寄于口耳，时代愈久，传说愈异。致使后世所记，真伪莫辨。此时虽有伪书，然并非有意作伪。战国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弃周室典章制度于不顾，士人又多假借古人以自重，于是有意造伪之事始兴。至秦焚书后，载籍横遭劫难，汉初求书，古籍出现很多，然真伪杂糅。此时造伪者盖迎合当时需要以扩大献书者的影响。其作伪方法大多是拼凑战国以前的书籍而成。此为汉人有意作伪之始。如《荀子》各篇，有的是荀卿自著，有的是荀卿门人所记荀卿语。而《大略篇》则属汉初人伪造。因《大略篇》所引为晚出之《公羊传》诸书，故不会作于秦以前。而刘向校书时即将《大略篇》纳入《荀子》，故其造伪必在刘向以前。其征引诸书，据金德建《古籍丛考》所述，约有四端。
    一是征引《公羊传》。《大略篇》：“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此引《公羊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公以为能变也。”《公羊传》为汉景帝时胡毋生始著于竹帛，是《大略篇》必伪作于其后。
    二是征引《谷梁传》。《大略篇》：“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此皆引《谷梁传》隐公八年文。又《大略篇》：“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赠，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唅。”皆引《谷梁传》隐公元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