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征引《大戴礼记》。《大略篇》：“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出毕行。”此引《大戴礼记·虞德篇》文。又《大略篇》云：“流言灭之，货色远之，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蚤绝之。”“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立，道远日益矣，多智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无益而厚受之，窃也。”“赐予其宫室，犹用庆赏于国家也；忿怒其臣妾，犹用刑罚于万民也。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此皆引《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文。又《大略篇》：“流言止焉，恶言死焉。”此引《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文。
    四是征引《诗传》。《大略篇》：“《国风》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所引《诗传》，今本《毛诗传》、《韩诗外传》均无。而传诗者齐鲁韩毛四家均在汉初，则《大略篇》作于西汉初殆无可疑。
    造伪的另一种目的是功名利禄的引诱。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就是典型的例证。王充《论衡》卷二十《佚文篇》说：“
    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求遗书于天下，四年（前25年），张霸上百两篇《尚书》。可见，张霸献百两篇《尚书》主要原因是成帝的诏求。张霸受名利的引诱，才做出这样的事。可惜他殚精竭虑所作的伪书不久就被发现了。
    造伪的第三种目的是政治的需要。据《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记载，王莽篡汉建新后，遣武威将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作为说。”师古注曰：“尔雅近正也，谓近于正经，依古义而为之说。”王莽每发号施令，均要以经典为据，于是伪造篡改经典的风气很盛。著名校雠辨伪学家刘歆，王莽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其时“校理秘书”，出于政治需要，迎合王莽的口味，伪造篡改了不少书籍。据后人所考，《周官》、《仪礼》、《礼记》、《史记》等书中的部分篇章，都经过了刘歆的改窜。此说可参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刘歆也是造伪的罪魁。
    造伪的第四种目的是要在学术上战胜对方。王肃伪造《孔子家语》及《圣证论》就是典型的例征。《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的书。在东汉末期，郑玄的学说极为昌盛，然王肃发现了其中不少错误，但郑玄被当时学者奉为宗师，王肃为了战胜对方，只好假托圣言以造此一书。作此书后，又作《圣证论》，以伪造圣人的证据来压倒郑玄。这是王肃以造伪的方法达到辨伪目的一种手段。据《三国志·魏志·王肃传》，王肃东汉末期年十八从宋衷读《太玄》并为之解，曹魏代汉，王肃二十六岁。入魏后为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崇文观祭酒、广平太守、太常等。因其为汉末入魏之人，故置于此一并述之。
    三、汉代的辨伪学
    有造伪必定有辨伪，辨伪的目的在于求真，如果读古书不辨真伪，就会是非混淆，无所适从，如果是搞学问，更是费时而少实效。因为真伪定了以后，才可谈古书的价值及资料可采的程度，否则就是劳而无功。
    汉代的辨伪是从对伪书产生缘由的认识开始的。汉初，淮安王刘安与其门客阅读大量古籍，著了一部《淮南子》，其中有不少是对古书真伪的看法。《淮南子·修务训》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又《汜论训》说：
    今夫画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而道先称古，虽愚有余。这是因为人们有贵古贱今的普遍心理，作伪者正迎合这种心理需要。好古的风气愈盛，伪书出来就愈多。另外，称说古代，由于年代久远，难于对证，故伪书颇能欺骗一部分人。其作伪的方法，就是以托古而作伪。《淮南子·修务训》说：
    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明明是汉人新写的文章，为了赢得读者，就冒充孔墨所作，以此震动学术界以扩大其书的影响。
    西汉时，能综合运用上古史料进行全面辨伪工作的是司马迁。他的辨伪成就无疑体现在他的巨著《史记》里。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可见其搜集资料之勤。又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其运用古书时下过很大辨伪的功夫。但因司马迁不是把辨伪作为目的，而是在写作《史记》中，作为整理资料的一种手段，所以他的辨伪成就融化在《史记》中，而很少专门辨伪之语留下来。但从《史记》中，我们也可以约略窥见他的辨伪标准、方法以及成就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此以《尚书》及百家言比较，指出百家言不可尽信。又《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辨伪的主要标准是“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凡说到上古而又《六经》不载的事情，司马迁都说“尚矣”、“不可记”、“不可考”、“吾不知”或“余不敢言”了。可见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对古代材料的取舍辨伪，是极为审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