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父子之辨伪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是他们在中秘读书，能兼备众本，并且能判明学术源流，分析篇目。读书多了，不由得而比较并生判断，于是许多书籍就被判定为伪书。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自班固删《七略》而入《汉书》之后，《汉书艺文志》就成为后代学者极为尊崇的著作。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汉书艺文志考证》说：
    歙县金修撰榜语予曰：“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修撰经术甚深，故能为此言，予深叹服。
    自刘向、刘歆以后，凡从事目录、校雠学者，无一不在辨伪上下功夫。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序》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故佛经目录中，专门有“疑经录”一类。后代史书中的《艺文志》也或多或少地载有辨伪文字，而目录学的专著如《郡斋读书志》等，辨伪之语就很多。
    五、汉代辨伪学的影响
    汉代的辨伪是中国考据学的创始时期，它对后代的辨伪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代的辨伪无论从方法、手段还是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几乎无不可以在汉代找到其源头。故本节对魏晋以后的辨伪作简要的描述，以说明汉代辨伪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人们普遍重视诗赋骈文等辞章之学，同时又有清谈的社会风气，因而对于辨伪不很注意，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的古籍中找出一些辨伪的文字。所辨的范围却又比汉代广泛。如傅玄说“《国语》非丘明所作”（《左传》哀十三年疏引）；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篇》）到了北朝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则集南北朝辨伪之大成。该书的《书证篇》对众多古籍进行考辨，见解颇为精辟。如本文引言中所引一段即是如此。
    唐宋时期，辨伪学在汉魏六朝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以看成是辨伪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所辨的伪书伪事越来越多，甚至有的人以考辨作为研究学术的专业，很多书籍专门有辨伪一目。即使是佛经，也辟“疑经录”一类。
    唐代初期，经学家笃守师法，他们对于经书不敢多加怀疑，文学家又主要致力于诗坛风气的改变，不肯对古书多加琢磨，因此辨伪学取得成就不大。到了盛唐时的刘知己，著了一部《史通》，其中《疑古》、《惑经》、《申左》诸篇，几乎全是辨伪文字。他的研究，继承了汉儒的辨伪方法及成就，并为中唐辨伪的兴盛与自由风气的形成打开了通路。逮及中唐，辨伪学家啖助、赵匡等，对《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国语》等进行考辨，指出其中伪事，对《竹书纪年》、《本草》等也产生怀疑，辨伪的范围不限于经书而扩大到子书史籍等。唐朝的大古文家韩愈、柳宗元也是著名的辨伪学家。他们接触古籍多了，不免对古书的真伪有所认识。柳宗元的《辨列子》、《非国语》更对后世产生广泛的影响。
    降及宋代，辨伪之学非常活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宋学与汉学相反对，汉学颇征实，宋学较空疏。因其空疏，故能大胆怀疑，以至于怀疑一切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能够别出心裁地看古书，不肯墨守成规，也不专主一家，前人论定的名言，也要拿来考究一番。在这种风气下，产生了不少新的见解。宋代辨伪，从人数上看，北宋有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南宋有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王应麟、洪迈、唐仲友、高似孙、晁公武等。在诸人中以朱熹集其大成。朱熹对于《周易》、《尚书》、《礼记》、《春秋》、《诗经》、《孝经》、《论语》、《孟子》、《世本》、《通鉴纲要》、《东坡事实》、《孔丛子》、《管子》、《子华子》以及佛经等都有所考辨，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朱熹是南宋最伟大的理学家，他的学说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辨伪也就更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因宋学空疏，虽很有怀疑态度，对大量古籍产生怀疑，不过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并不多，因此只能等到清代了。
    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可称为高峰期。明代胡应麟撰写的《四部正伪》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考辨专著。内容大致包括：（1）考辨的重要性；（2）伪书的种类及由来；（3）辨伪的方法及工具。并且考辨了七十多种古籍的真伪，可称首尾完备、条理清楚、体大思精的专著。其他考辨家不一一赘述。
    清代是中国学术的总结时期，各种学术的长处都得到了应有的发扬。辨伪方面更是成就卓著，名家辈出。辨伪的方法也越来越精密，越来越科学。问题大多得到解决或接近解决。考据的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描述。而乾隆、嘉庆时代又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考据学的最高峰。梁启超即将整个清代学术目之为考证学。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我国自秦以来，确能成为时期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此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始终。”清儒的征实精神与宋代学者不同，这一点更与汉代学术，包括辨伪学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