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史学在如下几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经过长期讨论,西方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的概念和对象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看法。尽管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却为社会史的更准确和全面的框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四种看法是:(一)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亦即狭义的社会史。它不研究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从而与政治史和文化史区分开来。它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区史、家庭史、妇女史、婚姻史、儿童史、教堂史、监狱史,以及各种社会集团的生活状况和特征。英国史学家G·屈维廉最早提出了这个类型为社会史定义,并得到包括J·科卡、L ·拉杜里等人的响应。(二)社会史是关于全社会的历史(Societal history),亦即广义的社会史,又称“社会结构史”。它侧重于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诸如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军事活动、阶级状况和文化均在其研究的范围之中。它尤其注意经济因素的作用,在探讨有关问题时,往往首先考虑社会经济因素。英国史学家E·霍布斯鲍恩把这种广义的社会史划分成六个分支:1.人口及亲族结构,2.城市结构,3.阶级划分与社会集团,4.人的“精神作用”、集体意识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5.社会波动与社会变迁,6.社会运动及社会对抗的各种现象。他说:“文化史家可以不注重经济学,经济学家也可以不注重莎士比亚,然而,社会史家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内容,就不会取得进展。”②在西方史学界颇有影响的R·玻特《18世纪的英国社会》和R·马尔科姻森《1700-1780年英国的生活和劳动》等著作便是这种“广义社会史”的体现。(三)社会史是关于人的经验的历史。它对人的行为不应过分重视,而应着重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正是所有特殊职业的基础”。从这一理解出发,社会史学应去探究日常生活和其他行为为方式的底蕴--经验、动机与意识。不过,这种看法在西方史学界中的影响有限,批评者指出,它将会把人们从社会史的领域引入历史心理学领域,从而使其自身变得很浅薄。(四)社会史并非一种特殊的历史,而是在每一个史学分支当中都具有的一个方面。这种看法显然注意到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与综合性。J·布雷维里在《今日历史》1985年3月号上撰文指出: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方式明显扩大,在某一个制度内部,人们的思想最终决定了各种制度是怎样起作用的。例如,应该首先去观察变换工作、居民移动、国外人口的迁入以及使用住房的方式等,然后去考察是什么样的思想赋予这类行为方式以某种意义。而这种研究很难说就是某个专门史所研究的领域,恰恰相反,它必然使每一种历史都同行为和制度的社会本质进行详细比照。不过,关于社会史的这种定义,在西方史学界中只有少数学者接受。 从发展趋势来看,西方史学界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讨论,将趋向社会史的“个性化”(即不同于诸如政治史、经济史等其他历史分学科)和“新颖化”(即不同于对于社会史的传统的各种说法)。 第二、社会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形成了对历史的多角度探索。 以往,西方的历史研究每每从单一的政治角度去观察问题,结果不但不能全面反映丰富多采、复杂异常的历史全貌,反而把它搞得支离破碎、枯燥乏味。社会史则从阶层、社区、社会流动、社会变迁和风俗习惯等不同角度去把握历史整体。英国学者汤普逊指出,在颇长的历史时期中,妇女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视,从而使历史著述大为逊色。只有考察继承惯例、婚丧嫁娶和相应的家族发展周期,才有可能理解小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状况。社会风俗史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但也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如18世纪英国有“卖妻”的习俗:丈夫用绳子套在妻子的脖子上,牵到市场上,讲好价钱之后,随即把绳子交给买主--他妻子的新丈夫。同样,也有妻子出卖丈夫的情形。汤普逊认为,这种风俗绝非远古野蛮习俗的再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因为卖妻之事一般要经过妻子同意,而买她的人其实就是她的情人。卖妻不过是一种形式。它的本质是由于当时宗教不允许合法离婚,人们不得不采用这一独特的离婚方式③。由此可见,只有不排斥用社会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对于历史的理解才会更加真切和完整。到目前为止,最令西方社会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口发展史。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学并不局限于单纯的人口统计,人口变化的趋势应同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经济学研究的各种现象联系在一起。”④人口史研究者运用似乎不起眼的、零星琐碎的原始记录从事研究,他们常用的资料有:人口调查表、出生和结婚状况、死亡登记、死亡率表、财政记录(如人口税)、遗嘱、物价统计表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一般遵循下面几个步骤:复原资料--再现一定时期和地区的婚嫁、生育、死亡情形--制定出有关数据--找出相关联系和原因。其次,是社会变革史。主要研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社会集团的社会流动状况进行微观分析。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在社会流动的基本设想、史料及方法上还有很多争论,但这些内容有助于集中分析随着城市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社会分层与社会变迁问题。他们对19世纪中后期美国小石城和奥尔巴尼市的社会流动状况作了量的研究。再次是城市史。在本世纪30年代后,城市史研究就开始崭露头角。当时,美国的老施莱辛格认为,如果不考虑城市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美国的历史。近20年又出现了“新城市史”。城市史研究大都同城市生活出现的种种病态现象有关,如社会关系紧张、公用事业设施不足、少数民族受歧视等。近几年史学家注重城市基本结构与不同经济、技术和政治组织水平的联系,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详尽的比较研究。复次是家庭史。其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紧张的原因、家庭人口限度的底蕴、家庭结构、亲属之间的关系、婚姻习俗、婚事安排的岁月、男女关系和地位的演化、以及人们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及行为的变化。英国学者汉斯·梅迪克详细阐述了从农牧社会到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期间家庭和户的结构因素。卡琳·豪泽认为,家庭史研究应由四大部分组成:1.家庭和户始终与一定的生产制度相联系;2.家庭和户的性质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大有差异;3.家庭成员对社会起着特定的历史作用;4.家庭精神状况由一系列规范化“意愿形式”所支撑⑤。法国学者让·阿隆《19世纪健啖者》一文研究了家庭饮食状况,让·费朗德里安的《农民的爱情》和阿隆的《西方的姘居与堕落》则探讨了两性关系的变化。最后,是地方史。研究地方史在美国已成为时髦的风尚,其特点是,研究者越来越多,研究的地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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