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深化了研究的内容。
    一些原有的史学研究课题在引入社会学理论后取得了某种新进展。法国学者利用物理模型以及均衡--冲突模型研究法国18、19世纪的民间冲突。计量方法的引入，使社会史学面貌为之一新，例如，关于18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小施莱辛格说，杰克逊得到了人民的“巨颇选票”；C·毕尔德和M·毕尔德在论述那次选举时也说：“新民主汹涌澎湃的潮流正在危险地高涨”。对于这个似乎不容置疑的结论，社会史学家R·麦克柯尔克提出质疑，他详细地计算选票数字，弄清选民的身份，推翻了以前的观点。又如，美国史学界以往研究劳工史，大多偏重于劳工组织、工会组织、工会制度、工人罢工运动，在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后，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工人自身生活，研究内容深入到工人如何利用闲暇时间、邻里关系以及各种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
    第四，扩大了研究对象。
    由于社会史学所具有的多角度、多方面、多侧面研究的特征，因此，它在西方史学界中促成了研究对象由少数“社会精英”向普通群众的转移，默默无闻的各阶层广大群众走入了史学家的笔底。如法国学者G·杜比、E·拉杜里等人对法国雇农、小农、佃农诸阶层进行的详尽探讨；英国学者E·汤普逊对英国工人的细致研究；美国学者E·吉维诺斯对黑奴的深入分析；都是这一时期研究基线横向扩展的范例。
    第五，它促使了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更新。
    社会史学范围广、内容多，具有显著的综合性。欲要探求社会诸方面的联系，以往单一的政治史研究方法显然无能为力。只有在吸收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的多学科方法与成果，才能全面地展示历史过程。美国史学家在研究家庭、人口和社区史时，就运用了家庭组合法、人口统计分析法。法国史学家汲取了社会学的系统测试技术，研究19至20世纪法国社会结构。他们从社会学借用来的另一个方法是先确定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而后据此研究某一阶层、组织或地区。计量方法在史学界的普及，社会史学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心态史学方法的推行也因对民众精神生活的研究与社会史学的崛起有着不解之缘。
    然而，当代西方社会史学的发展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虽然出现在西方史学界中，对于我们无疑有着借鉴作用。
    研究领域细密化固然是认识与分析的全面与深入，但是它的极端发展却造成了琐碎、繁杂的弊端。1970年，拉斯莱特提出要搞一门囊括整个人类社会的新的“社会结构史”，并探讨“前工业化世界家庭结构功能”的基本因素。然而，他的艰苦劳动换来的却只是“户的大小”问题，题材十分狭小。为数颇多的社会史学家都局限于历史中的一个“点”，而不能把它同历史过程的“面”结合起来。有人花费很大气力去研究一个地区美术馆的历史，但最终只是考证了这个美术馆的沿革与变迁，人们看到的也只是令人难以卒读的机构变化与人事更替。汲取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无疑有助于史学理论的丰富；但一味剥取它处之物却没有融汇贯通，导致社会史学自身缺少必要的理论概括。一些人认为，社会史家的任务只限于收集史料。这无疑是，把理论领域让给社会学家去占领，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由于社会学家对历史过程的不够熟悉，由于现实社会与既往的社会毕竟是两个有所区别的研究对象，因此，出现了与社会史学相脱节、甚或相悖逆的一些“理论”。还有，加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史学研究对象的广泛化和内容的深入化，但不幸的是，把此推向极端却又反转过来限制了这种广泛化和深入化。如同上述的一些学者把理论交给社会学家，另一些学者则根本不愿去考虑除了衣食住行之外的其他社会因素，从而把人们的交往关系状况交给政治史学家，把经济状况交给经济史学家。实际上使社会史从有血有肉的有机构成变成了苍白的枯骨。从目前看，这些缺陷正阻碍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新时期10年我国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从史学研究的拨乱反正（1980年以前），到关于自然科学能否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讨论（1985 年以前）， 到1986年，人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目前，如何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并且从我国史学的现状上进行理论与趋势可行性探讨，是社会史学在我国深入、迅速、广泛、全面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所在。我认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一）是否有必要在社会史的概念上争论不休，打一场旷日费时的持久战？社会史的概念在国外已经有二十多种，英国《今日历史》杂志在1985年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认为，这是一门“最难下定义”的学科。对社会史界说的争鸣在近来的国内史学界中已露端倪，在天津、北京举办的一些专题学术讨论中，人们关于社会史概念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⑥。诚然，如果能够提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概念自然是有价值的，然而从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实际状况看，似乎一时难以达到这种认识上的一致。如果研究者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概念定义的纠葛之中，对于社会史的整体性研究将得不偿失。实际上，社会史的概念如同其他任何事物的概念一样，都只是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概念。它的边缘并非光滑的、界限分明的，而是模糊的、不甚清晰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去讨论边缘在那里确定更合适，倒不如以主要的力量对人们所共认的社会中核心部分加以研究。人们可以把“政治行为”，划归行为科学，也可划归政治学，还可划归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领域；人们可以对经济史究竟属于历史学科还是属于经济学科各持己见；但是这些概念上的分歧都没有影响政治行为、经济史研究的进展。因此，对初兴未艾的社会史学研究也应作如是观。看来，人们所公认的社会史核心部分应包括如下几个内容：
    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单位（如家庭、家族、社区、邻里、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