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内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应有一个总体构想。从1986年开始，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已初步形成社会史研究的群体。然而，彼此之间的广泛信息交流、以及在这种信息交流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全国性的总体协调却似乎显得有些欠缺。由于这一缘故，学术界的分工与协同自然也无遑论及了。同一课题的社会史学书、文及大同小异结论的反复出现的情形，也因之而起。与之相反，许多空白点却闲置在哪里，无人问津。这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无意义耗费，影响了研究课题的广泛开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潜伏着社会史研究“热”的快，也“冷”的快的危险。这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窒息了社会史的发展。还有，社会史专业刊物在我国还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缺乏必要的专业性研究阵地，必然造成社会史研究成果难以广泛出现。反观国外史学界，大都有专门性的社会史学刊物，例如法国有《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荷兰有《国际社会史评论》、英国有《社会史》、联邦德国有《历史与社会》、美国有《社会史杂志》等。因此，创办一个专业性的社会史杂志是非常必要的。
    从史学发展脉络看，在17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界的社会史学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7世纪之后，西方史学界后来居上，在社会史研究上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中，我们能否迎头赶上，再次居于世界前列呢？我以为，只要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并有目的、有取向吸收他人的长处，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开拓和创新，是完全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
    注释：
    ①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历史学没有表现出任何进展，对它的深入考究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展。当代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也说：“中国的史学应该说一直是自发进行的。在长时期内，中国史学写作的传统是逐步形成的。中国与西方隔绝而经历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这是有部分道理的--引者），以至于我们称之为治史“拘谨、狭隘”的极端程度（这是不确切的--引者）。”（见《历史的起源》，1981年伦敦版）。
    ②E·霍布斯鲍恩：《从社会史学到社会的历史》，载《代达罗斯》1971年冬季号（今日《史学研究》专号）。
    ③汤普逊：《阶级--文化--风俗及其他》，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8期。
    ④L·鲁塞尔等：《人口分析的实践与问题》，1973年伦敦版，第71页。
    ⑤G·伊格尔斯等：《国际史学研究手册》，格林伍德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⑥参见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51页。
    ⑧参见《李慈铭的生活》，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