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外在现象（如衣、食、住、行、娱乐、风俗习惯、巫术）。
    研究历史上人们基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如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的方式、人口流动、社会评价）。
    至于那些存在着争议的部分，也不妨按照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进行研究，不必等齐划一。
    （二）如何理解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现在，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社会史研究尽管有必要，但毕竟不如政治史和经济史那样重要。其功用也主要体现在应用性和教育性上，如拍摄历史电影、戏剧，撰写历史文学作品，以及使历史教科书“有血有肉，生动活泼”。遗憾的是，这些观点也影响了国内一些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例如，有些地区在编纂社会史方面的丛书时，主张史料可多可少，但要文笔生动，有一定的文学性（可读性？）。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有人不认为社会史的著述就是名副其实的“科研成果”，而仅只是供人们在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这两种倾向都无助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不能说社会史研究所具有应用性和教育性就是错的，然而把视野囿限于此，则是在狭隘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史的作用。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内部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联系的整体，存在着一系列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要素的更改，往往会导致另一个要素甚至整个社会历史系统的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不仅要把握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而且要把握社会生活方面的一切联系。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在历史研究中是无分轩轾高下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之中究竟谁更重要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即相对于所研究的领域和所要达到的研究目的。对于社会史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整个历史研究的深化，这已经为大量的研究成果所证明。例如，马克思在《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一文中，通过对英国人口生活状况的统计的分析，指出1849年至1858年间虽然不列颠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有关赤贫现象的数字几乎没有变动，这说明在“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⑦。显然，这一论断加深了人们对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既使是还没有自觉掌握唯物史观的某些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上所述），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在艺术和教育方面的狭小作用，而是对整个历史学都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全面和正确地认识和评估社会史学的价值，是把社会史学研究推向深入的重要前提。
    （三）研究社会史究竟应采用什么方法？这个问题目前尚无专文探讨，不过，从近来出版的几种社会生活史著述中，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似乎还有值得再考虑的地方。它们一个共同特点是重考据，轻分析；重叙述，轻思考；重过去，轻论述。对于与社会史密切有关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重视不够。有些研究者还认为，叙述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就是达到认识的目的，所以传统的训诂考据方法是研究社会史中最为重要的方法。其实，早在30年代，国内的一些考据派学者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志于系统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柳诒徵就说：他欲写作《人民生活史》的目的在于“整理归纳，举琐屑畴零之文件，俾学者钩稽荟萃之芬”，而“不敢有所论断也”⑧。当时出版的著作如《中国婚姻史》、《汉代婚丧礼俗考》、《五朝门第》、《唐代社会概略》等便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考据和叙述是必要的，但却非历史研究的全部目的；把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叙述的更清晰、更细致一些，无疑也是有价值的，但却只是量的积累而非研究质的突破。要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综合化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对自汉代以来中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食人之风、对戎狄、匈奴族中存在的猎头之俗，离开了现代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就难以解释清楚。又如，当代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模型理论，也可作为社会史理论构建的一种启发。其中，均衡模型认为，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失去某些功能，该社会将会崩溃。而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将影响这个结构功能的实现；一个次结构发生变化，往往会导致另一些次结构的变化。社会控制模型对于认识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集团的平衡与冲突等社会过程的趋势和细节则有积极意义。由其理论和方法可以推导出非耦合关系定律：即当一个系统不灵敏时，或其中的一个系统不能对另一个系统起作用时，这两个系统之间没有耦合关系。依据这个定律可以加深理解历史上贵族对奢侈性消费生活抱有的五种态度：
    1.避免过一种使普通民众愤怒的生活。
    2.生活在奢侈状况中而不让民众看到。
    3.试图和缓民众对其生活的批评。
    4.避免看到民众所遭受的苦难。
    5.试图减弱他们自己对民众苦难生活的敏感程度。
    这五种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贵族身上，以及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阶层的贵族身上有所迥异。而贵族的态度倾向与行为方式又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