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当代美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除十分注重经济与社会因素的作用外，又开始致力于中国社会内部逐步形成的诸多长期发展进程的研究。魏斐德在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概括了美国学者这方面的新见解：“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联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再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他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垮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这一切在晚明出现的现象又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清朝继续发展，在某些方面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史中才臻于成熟”（11）。《从明到清》一书的前言，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按照传统的史学思想，根据朝代的变化，整个17世纪被分作“明”和“前清”两个阶段，结果造成了一种无法逾越的概念上的障碍。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重视制度的结构胜于长期发展趋势；关注帝国官僚机构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而轻视造成这种紧迫问题的社会环境。然而如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明清时代的历史，那么应当把17世纪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明清两代的内在联系所具有的重要性超过了王朝嬗变本身的重要性，即，王朝虽已转换，然而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没中断。通过“长时段”的研究发现明清两代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使许多习惯于用王朝划分中国历史的学者感到十分惊讶并被视为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12）。
    对中国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进程的研究导致美国中国史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始于何时的讨论。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海格尔提出的中国近代的开端孕育于8、9、10这三个世纪，即所谓的“唐--宋过渡时期”（13）；二是，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前言中提出的，中国近代始于16世纪中叶；最后一种观点，是约瑟夫·弗来彻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二章中提出来的：中国近代肇始于18世纪（15）。当然对于上述观点我国学者自有不同的看法。吴承明先生曾含蓄地指出：“国外有人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也许失之偏急”（16）。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长期发展进程或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这一理论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在按着自己的方向和规律向前发展着，尽管王朝在变换，但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却不曾中断。中国历史的内在连续性的揭示，使在西方沿袭已久的所谓中国历史“循环”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为寻找对中国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的长期变化模式开辟了道路。
    其三，费正清曾指出：“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今天依然如此”（17）。然而70年代以后，以史坚雅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在中国区域史的研究中，一方面揭示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是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另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在自然史与经济史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宏观区域系统理论。由于这一理论在美国学术界具有趋向性影响（18），所以我们做一重点论述：
    史坚雅认为直到19世纪帝国晚期，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全国性城市系统，而是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和云贵共9个宏观区域。从地缘上来看，重要的河流与盆地的地理特征明显反映在每个宏观区域系统上。在区域系统内部，凡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和人口集中的地方便形成中心地区。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交通、资源和人口等条件呈递减的趋势。当中心地区经济发展、人口渐趋饱和状态，人口、资金和技术开始向边缘地区转移，于是边缘地区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甚至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中心地区。但当自然条件的变异以及疫病的肆虐，造成区域系统经济衰退之时，受其冲击最大的又首先是边缘地区：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接着在宏观区域内部的调整时期，经济上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也可以说是这一区域经济再次“起飞”的准备或孕育时期。但宏观区域经济的兴衰周期，往往是相当漫长的，而且这种区域周期性变化在中心地区的中心城市的兴衰上得到集中的体现。象在华北区域，从8到13世纪就经历了典型的周期性变化。在经济起飞阶段，以开封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系统开始形成，区域市场繁盛，人口激增（从2千万增至3千3百万）。到区域经济衰退时期（蒙古人南下是重要因素），开封市场瓦解，区域城市几乎绝迹，到经济衰退的谷底时期，人口已下降至1千1百万。中心城市开封人口仅及9千人。在其后，以扬州、杭州和苏州为中心的宏观区域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周期性变化（19）。由于各个宏观区域自然条件各异，因此内部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人口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张力”亦不同，从而显示出各宏观区域不同的发展速率，就此形成了中国广大腹地内部不同宏观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史坚雅宏观区域理论非常强调城市的发展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城市发展中，如上所述，他又对中心城市的作用赋予极大的重视。中心城市一般座落在人口与资源得天独厚的地方，以这样的中心城市为中轴发展起来的城市系统与宏观区域的形成及该宏观区域的持征密切相关。根据中心城市的作用方式，史坚雅把中国宏观区域的形成分作两大类：一类是中心城市将它的能量不断向四周扩散直到这一宏观区域的边缘地带。即这种宏观区域是由中心城市辐射而构成的。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域以及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区域都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类，由若干个地区性的自主的经济区聚合成一个宏观区域。而每个自主的经济区又有自己的中心城市。象长江中游区域、东南沿海区域以及云贵区域都属于这一类型（20）。
    无论是辐射类型的或是聚合类型的宏观区域，内部都有一个由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直至农村构成的等级空间体系。在这里史坚雅并不把城市当作离散的、孤立的单位来讨论，而是把城市与农村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他的宏观区域理论中，小农的自给自足的“天地”并不是农村，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这里即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向城市流动的起点，也是农村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向下流动的终点，所以小农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在基层的集市乃至整个宏观区域之中。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所以宏观区域在王朝兴盛时期，社会、经济、政治都处于发展阶段，农村则呈现一种“开放”的态势；当宏观区域由于王朝的衰落，社会、经济、政治都陷入衰退状况，农村则呈现一种“闭锁”的态势。也就是说，农村也随着整个宏观区域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经历着周期性的变化。（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