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冲击－反应”模式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与用“传统－近代”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的美国专家在研究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前者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制度、本土叛乱、省一级的发展以及中央政府和省一级的统治人物（诸如总督、巡抚和军阀等），并引导人们研究中国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反应。后者侧重研究中国的思想史，即“内在的”世界。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在怎样看待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以及中国人对这类变化的反思。然而两者又有诸多的共同特征：
    首先，他们都没有摆脱19世纪业已形成的以“西方中心论”为出发点的中国观的影响，判定中国是个“停滞”社会，只有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改造中国，才能使中国实现近代化。
    其次，用“冲击－反应”及“传统－近代”模式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把“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差异”视作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冲突的根源。所以研究的视角也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上，因而对中国广泛时空内所发生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深刻变化注意不够，这也就是用上述两类模式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视中国为“停滞”社会的重要原因。
    其三，无论费正清或者利文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区分什么是“停滞”社会与富有生命活力的社会，以及什么是“传统”与“近代”等方面，他们采用的都是西方的尺度，他们都把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当作整个人类的必然发展之途，即西方人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了。这种忽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片面性并带有明显的目的论的倾向。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冲击－反应”模式与“传统－近代”模式虽然各有研究的侧重点，但其基本的历史思维却又是近似的，即，“带有明显的19世纪烙印，而且集中体现了整整一代美国史学家中狭隘主义思想的核心”⑥。
    用“冲击－反应”和“传统－近代”模式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所以在50、60年代盛极一时，是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在部分美国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优越感空前膨胀，他们不时想到“白人的责任”。中国革命的成功，无疑地成为美国政府必须正视的新问题。如何使中国重新纳入西方世界的轨道，成为美国统治阶层对华决策的基础。而“冲击－反应”与“传统－近代”模式在客观上恰恰迎合了美国决策者对华战略思想的需要。因此，在60年代末在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象富有批判精神的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已尖锐指出，费正清和利文森等倡导的“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⑦。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以“西方中心论”为出发点构筑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具有一种现代的形态已成为美国中国史学者的普遍要求。
    （2）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观”跨步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无论美国国内或是在国际上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殖民体制的瓦解。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普遍关注。而且越是深入研究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前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人们越发现每个社会在时空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那种视人类历史进程是有目的、有方向、有目标的思想被认为具有深厚的西方色彩，从而受到怀疑。于是，一些学者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探索前资本主义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把研究的重点从集中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上转到研究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上。美国国内的社会震荡也十分有利于上述学术思潮的发展。越南战争的失败、伊朗人质事件，民权运动以及水门事件等等，使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及西方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发生了动摇。年轻一代的美国中国史学者开始反思：能否界定唯有欧洲和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才是理性化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只是接受上述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念影响和改造的“客体”。因此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已成为美国中国史学者所追求的直接目标。美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史学者已开始抛弃他们前辈所持的种族优越感和心理状态，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即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历史首先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规定，所以应当从中国社会内部来寻找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和诸相关因素。这种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趋势就是人们所常说的“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中心取向”⑧。我们认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逐步抛弃“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框架，开始用“中国中心观”来研究中国历史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7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以“中国中心观”研究中国历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并集中反应在下面四个论文集中，即约翰·海格尔主编的《中国宋代的危机与繁荣》（John W.Haeger，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1975）；魏斐德与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Frederic E.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d，ed，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lmperial China，1975）；史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lmperial China，1977）和乔纳森·斯彭斯和约翰·威尔斯合编的《从明到清》（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Wills，ed.From Ming to Ching，1979）。
    通过上面四个论文集，我们可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中国中心观”为出发点的史学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研究中国历史，他们缩小了研究单位，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的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上。⑨由于这些学者已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且采取了动态与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他们看到了与他们前辈学者根本不同的社会图景。在他们的笔下，“给明末到民初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充满运动与变化的画面。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干预并注入新的生命的这种陈词滥调，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再也不必为他人赐予历史而感恩戴德，它完全可以独立创造自己的历史”⑩。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这种新认识事实上是对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种批判。在当代，欧美学者尽管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特点及规律的认识上观点并不一致，但用“停滞”论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的的确确已十分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