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首创凡例，以启后学
    所谓史书凡例，是指史家自立，而后借以笔削的一种著述例则，在古代又名义例、叙例或条例。它是作者行文之初的总方针，亦是统驭全书记言记事的法则。刘知几曾强调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3）宋吴缜亦云：“夫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14）我国史书，究竟从何时起始有凡例，迄今一直聚讼纷纭。最早论及史书凡例创始者，当推晋杜预，他认为孔子以前史已有例，《春秋》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15）由于杜氏所言之“垂法”、“旧章”在今已无由详考，其是否确当，姑且不论。继杜预之后，梁刘勰认为《春秋》首创凡例，“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16）刘知几亦趋其说：“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17）而宋朱熹对此却深为訾议，他说：“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又云：“《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18）今人刘节指出：“两位刘氏，都说孔子作《春秋》，先有条例，这是一种错觉。”（19）实际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皆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知道，属辞比事是《春秋》在编纂方法上的一大特点，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在遣辞用字上有一些义例和原则。如同是描写战争，就有侵、伐、战等用字的不同；同是记杀人，又有杀、诛、弑的区别。诚如清徐经所云：“《春秋》因鲁史旧文，史家之法当有一定之例。”（20）那种绝对否定《春秋》有凡例的说法未能称是。不过，《春秋》的凡例并非孔子本人事先所立，而后借以纂述，只是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因事而发，随时而立。何以见得？若孔子在行文之彼已作一凡例，则于同类事项，《春秋》前后将一定遵用同一体例，不会出现书法靡漫、此前抵牾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且以讳书而言，《春秋》尚无一定规则，在记同类事时，有时讳，有时不讳；有的前面讳，后面不讳，很不统一。即以“为中国讳”（指中原诸国）为例，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春秋》在记中原诸国与所谓夷狄之国的关系时，有时讳去中原诸国被夷狄之国打败，诸侯、大夫被执这一类败亡受辱的史实。但有时却据实以书，如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已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再举一例，由于孔子不承认吴、楚等所谓南蛮之国诸侯国的地位，因而在写法上对这些国家就有所贬低，如不称吴、楚等国国君为“吴子”、“楚子”等。《春秋》中此类例证比比皆是。但细检该书，便可发现，僖公五年以前不称“楚子”，而以后却称；襄公二十五年以前不称“吴子”，以后也称。显然，关于讳书，《春秋》在前后写法上是有变化的，并无一成不变的例则。杜预早就指出：“掩恶扬善，义存君亲，故通有讳例，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深浅常准。圣人从之以通人理，有时而听之可也。”（21）可见，《春秋》并不存在像刘勰、刘知几所说的那种孔子本人事先所立的凡例，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说：“大抵古之作《春秋》者，但记大事，何尝先立若干条例，然后从事笔削。”（22）至于公羊、谷梁、左氏三家相继探赜阐发的所谓《春秋》凡例，悉由钩稽比合而得，其中不乏主观臆测、妄加古人之成分。试举一例，《左传》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征之《春秋》，则成公三年郑伐许、七年吴伐郯，当为有钟鼓之师。但是，定公四年：“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以一国之兵讨伐别国尚具钟鼓，安有举17国之师而不备钟鼓之理？显而易见，《左传》的解释难以圆通。
    在我国，史家自定凡例，究竟始于何时？《史通·序例》云：自孔子发凡起例，“降及战国，迄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若上述结论不错，则干宝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立凡例的史学家。可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则史例之作，始于邓粲。实则不然。邓粲，东晋史学家。按《晋书》本传，其《晋纪》名《元明纪》，记东晋元、明两帝时事。而据唐许嵩《建康实录》，干宝《晋纪》始作于晋元帝建武元年，较邓粲《晋纪》为早，当属定论。干宝以前的史书，举其荦荦大者，诸如《史记》、《汉书》、《汉纪》、《三国志》，俱无凡例。有人认为《史记》和《汉书》所作的各篇序赞就是凡例（23）。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无论从形式与内容而言，它们皆与凡例风马牛不相及。另外，又有人主张“唐以前无先定义例而后从事纂述者”（24），这一结论则同样难以使人信服。
    干宝《晋纪》已佚，据《史通》知其凡例名曰《叙例》，“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为其《叙例》之仅存者。虽则据此片鳞只爪，莫由窥其全貌，考其得失，但仍可推知一二。在《春秋》、《左传》中，遣辞用字之例俯拾即是，干宝《叙例》是否如此，不可率尔评议，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干宝在《叙例》中，第一次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史书的记事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诚如刘知几所说：“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25）干宝以前，不曾有人这样具体而全面地论述过这一问题。虽然荀悦在《汉纪·高祖纪序》中已提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但其前三点只是说明史书编纂的态度和方针，只有后两方面才是关乎史书内容的（26）。因此，尽管干宝《晋纪·叙例》已佚，但其在我国史学史上“理切而多功”（27）的成就是不可否定的。
    继干宝《晋纪·叙例》之后，历代史家多先立凡例，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魏收《魏书》、唐《晋书》皆自定其例。书前立一凡例，已相沿成习，至今依然如故。干宝发凡起例，以启后学之功实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