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承前启后，发展史论
    史论是史家于叙述历史事实之后所抒发的自己的看法，是记人记事的点睛之笔，其作用在于“辩疑惑，释凝滞。”（28）古代的史论，自司马迁始，限于篇终，各书一论，而且都是简单数语的对历史的直接评论。这些都反映了史论的原始性和不成熟性。自荀悦《汉纪》开始，史论不再限于篇终，而是因事随时而立。这就避免了像《史记》、《汉书》那样因各书一论而造成的“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29）的冗辞赘句的不良现象。这是史论成熟与发展的表现。但就内容而言，《汉纪》的史论失之繁芜。史书是用来记载历史事实的，其根本作用在于如实地反映历史面貌，理所当然应以记事为主，也应以记事取胜。但间或于叙夹议，表明作者对某人某事的态度，一则有裨于后人的研究工作，二来亦便于读者吸取经验教训。不过，史论冗长，势必冲淡史事记述，导致不良后果。《汉纪》共有38则“荀悦曰”，一般都在数百字以上，有的竟长达一千多字，使人难以卒读。无怪乎刘知几责其“失在繁富”。就史论形式而言，一方面，干宝继承了荀悦进步的一面，随时在篇中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之后着墨落笔，阐发议论。如《晋纪·文帝纪》载：“蜀诸葛瞻与邓艾战，败、及其子尚死之。”干宝论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30）综览《晋纪》佚文，是属之例，举不胜举。这种夹长短史论于具体史实之中的写法，比起那种限于篇终，“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促而不广”（31）的史论形式，无疑是一进步的表现，它更能给人一种直接、具体、深刻的感觉。正因如此，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便采取了这种史论形式。另一方面，干宝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晋纪》末立有《总论》，为干宝首创。就现有史书而言，在干宝以前的各类史体中，尚无一部史书作有总论。单以写作而论，总论要比那种限于篇末或置乎篇中的一般史论难写得多。一部史书，有无总论，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家史才之高下。《晋纪》有总论，这与干宝“有良史之才”（32）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总论的史论形式对后世史家深有影响，明李贽《藏书》即作有《世纪总论》、《大臣总论》等，明末清初查继佐《罪惟录》的帝纪和各志、传也有总论。
    就史论内容而言，干宝《晋纪》的史论简要、切中。首先，它既不像《史记》、《汉书》那样“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33）；又不同于《汉纪》“荀悦曰”的冗长拖沓、繁杂无谓。而是发所当发，论所宜论，且持论简洁。史论宜从简洁，这是古代史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即分别在其《史通·论赞》、《通志总序》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大畅此说，特别是刘知几对那些“私徇笔端，苟衔文彩”，以虚文敷论寄诸史册的史家多所非议，谴责他们不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与此同时，他甚为推崇干宝，指出：“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诚如斯言，就《晋纪》佚文来看，除《总论》和《论晋武帝革命》外，共有28条史论，基本上都是数十字的短论，《论晋武帝革命》，只有140余字，就是全书的《总论》也不过2700余字。这在史家论史，好驾空凌虚、题外生枝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堪为异军突起，在当时史学界反响甚大。
    其次，《晋纪》的史论，深刻、剀切。《左传》的“君子曰”虽有100多则，但都是有关人物言行和历史事件合“礼”与否的评论，显得空洞、迂腐。同样，《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和《三国志》的“评”，亦囿于人物，多为品藻言行之论。而干宝论史，则紧密结合史实，主要讨论为政得失。《晋纪总论》于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上起宣帝，下迄愍帝，从“得”、“失”两个方面对西晋一朝53年的历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总结了晋室何以短祚的原因，指出了封建统治者为政的“根本”和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其中颇有不少精采之论。因此，后人对它的评价很高，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宝撰《晋纪》，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评论切中，咸称善之。”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书籍还每每收录《晋纪总论》，《文选》卷49《史论》上即全文载录。《晋书》卷5 《晋愍帝纪》卷末的“史臣曰”依然把它作为西晋史的总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纪》建兴四年十一月条非议世风时政，论述西晋亡国之因时也采用的是《晋纪总论》的观点。据此可知《总论》见切之精，影响之大。
    总之，无论从史论形式，还是就史论内容而言，干宝《晋纪》的史论都有其显著的特点，它既远迈前代，又导启后世，可谓是古代史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四、工求文笔，叙事简约
    一部史书，文字表达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史书对历史事实表现的好坏和史书本身广泛、长远的传播与否。在我国，自《左传》始端，经《史记》发展，史家撰史，讲求历史文笔，就成为古代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同时也是古代史学名著的一大特色。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都很重视这一点，“史之为务，必借于文”（34）。如果“言之不文”，势必“行之不远”（35），因此，“良史莫不工文”（36）。《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之所以脍炙人口，流传不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文辞优美。干宝撰史，很注重历史文笔，《文心雕龙·才略》云：“孙盛、干宝，文胜为史。”这充分说明干宝富有创作才能。他很注重语言文字的雕琢，能够把文学的特点运用到具体的史书编写中去，览《晋纪》佚文，就给人一种斥暴政则语气激烈，砭时弊则文辞尖刻，纪暴行则残忍横前，陈败亡则凄凉可悯的感觉，不仅修饰峻整，叙述生动，而且跌宕不群，纵横自得。但是，干宝并非单纯地追求辞藻的花哨，不像那些才艺之士，一味地舞文弄墨，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而是把艺术加工和历史事实巧妙地结合与统一起来，使史文屈曲适如其人其事。如干宝在痛斥西晋朝政时指出：“朝廷宽宏，豪右放恣，郡县从容，寇贼充斥，交相请托，朝野溷浊。”（37）寥寥数语，不仅文字洗练、文笔畅达，而且恰中时弊，尖锐而深刻地活现出一副朝政腐败、政治混乱的社会图案，是对西晋社会黑暗面的真实刻画。干宝在工求文笔的同时，还力求叙事简约。史书编撰，宜从简要，刘知几曾强调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38）他认为“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39）《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的确，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总是以精炼的语言，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干宝撰《晋纪》，一方面，取材审慎，不铺陈堆砌。同是西晋史，王隐《晋书》93卷，而干宝《晋纪》只有23卷，这除编年体本身具有记事简约的特点外，当与干宝对材料的取舍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讲求叙述技巧，用辞简洁，引语精炼，凡引用当时人物的语言，既简炼而又能客观、全面地表达出事情的原貌。如《晋纪·武帝纪》：“咸宁四年，何曾卒，下礼官议谥，博士秦秀议曰：曾资性骄奢，不修轨则，奕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诟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威肆行曰丑。曾宜谥为缪丑。”（40）仅此数语，便把何曾那种骄奢淫逸、放荡不羁的卑劣本性暴露得淋漓尽致。总之，《晋纪》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可是，长期以来，一提起史书叙事简洁，人们往往交口称赞《三国志》，而干宝《晋纪》却不为人所知。其实，就叙事简约而言，《晋纪》是可以和《三国志》相媲美的，刘知几早就指出：“陈寿、干宝，颇从简约。”（41）此论深中肯綮。干文简炼，向来有口皆碑，《晋书》、《建康实录》、《群书考索》皆盛赞《晋纪》“辞简理要”、“世称良史”。鉴于《三国志》过于简略，裴松之为之作注。无独有偶，南朝宋刘彤亦“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42）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43）评论一个史学家亦然。干宝在史书撰述方面的成就，也只有把他放在东晋史家群中加以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众所周知，魏晋以来，“时无良史，记述烦杂”，国史之文，日伤繁富，“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44）若寻其冗句，摘其烦词，则“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45）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晋纪》的出现，宛如奇葩独放，以其鲜明的色彩和独特的风格，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那种彩丽竞繁、板涩藻饰之恶习，为史坛注入了新的血液，有力地推动着史学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论，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远远超过与他同时或相距不远的很多史家，把我国封建时代的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应当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