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范氏立《皇后纪》，另有其“正得失”的深意。他在这篇纪的《序》中说：“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因为，“专任妇人”，必致“外姻乱邦。”他叙述东汉的情况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这就是说，“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17）。窦太后临朝，窦宪揽权；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阎太后临朝，阎显掌权；梁太后临朝，梁冀当政；窦太后临时，窦武专权；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从而东汉后期接连不断形成外戚集团，势力逐渐膨胀，实际上使东汉“皇统屡绝。”
    但是，外戚“利深祸速”，权重必然祸亦随之。当幼主年岁渐富，自然不满大权旁落，欲寻求可作自己依靠的新的政治势力，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乘机而起。和帝依靠宦官郑众等，翦灭了窦宪集团；安帝利用宦官李闰、乳母王圣等人的谗言，逐杀了邓氏家族；宦官孙程等杀阎显，立顺帝；桓帝依靠宦官赵忠等人，杀梁冀等数十人，灵帝依靠宦官曹节等，杀窦武；何进谋诛宦官，反被宦官处死。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争斗不已，诛杀不止。成为了东汉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基本形象。处在两大集团之间的士人，不是附此，便是依彼，两大集团也都争取他们的依附，以扩大声势。因此士人在东汉也渐渐形成气候，成为第三大政治集团，反过来成为宦官集团的眼中钉，演成了两次党锢之祸。可见东汉的这种政治争斗与混乱局面。都与太后临朝有着密切关系。《皇后纪·序》说：由于太后临朝，“烟灭连踵，倾舟继路，而赴蹈不息，礁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大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显然，这种把一切争斗与混乱都归之于太后临朝的评论，是失之偏颇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皇后纪》一篇之增，确是抓住了东汉的政治特点的结果。
    迫塞士人的党锢之祸，是东汉之前所未曾有过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出身于士族的范晔，是带着特殊的思想感情来记述东汉士人的。他认为“桓灵之间，主荒败缪”的原因，是“国命委于阉寺”。这些宦竖，“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阖牖房闼之任”，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职业与社会地位。他们仗主子之势，“舞文巧态，作惠作威”，“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结果是，“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范晔感叹道：“汉之纲纪大乱矣！”（18）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鲠直的士人乃奋起抗争。用范晔的话说，“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9）而党锢之祸，也就同时兴起了。
    范晔认为，士人与宦官本非同类，“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故势难两立，斗争的存在是必然的，《李杜列传》评论与外戚梁冀争斗的李固说：“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陈王列传》评论与宦官侯览等争斗的陈蕃说：“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成，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馀年间，数公之力也。”李固、陈蕃及其他死于党祸的李膺、范滂、贾彪等等，是范晔大书特书的正面士人典型。《党锢列传》的最末二句写道：“徒恨芳膏，煎灼灯明。”他认为，士人在斗争中成为了牺牲品，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
    东汉士人是尚名节的。赵翼分析说：东汉时期，“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20）范晔为实录这一时代特征，为歌颂尚名节的士人，即使对那些并无赫赫业绩、但言行有一二可取之处的所谓“独行者”。也特为立传颂扬。如，能习《礼经》的刘茂，勇负太守逃脱了赤眉军的攻杀，主薄卫福在战场上以身护主将，范晔称颂他们“志刚金石”。又如，出身“族姓”的陆续、会稽郡仓曹椽戴就冤系诏狱，面临斧钺，仍然固守对主子的信用，顽强不招，范晔称颂他们“意严冬霜”，又如：“少游太学”的范式与张劭，生是同窗，逝世后结为“死友”，范晔称颂他们：“结朋协好，幽明共心。”总之，这些人被认为“操作俱绝”，“良有风轨足怀者。”范晔的史笔触及这些下层士人，拓宽了史学眼界，扩大了史学题材。这是他对以浓彩重墨描写豫让、聂政、荆轲、侯嬴等人的《史记》的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党祸大兴、人人自危的环境中，有些士人“荣华丘壑，甘是柘槁”，以隐居山林而求高义，以终身不仕而求令名。范晔称赞他们的处世特点是，“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他们的代表是郭太、符融、许劭等人，范晔特为立传，旨在表彰他们“识深甄藻，”“守节好耻。”这类逸民即使处于汉室中兴，“汉德重开”之际；也“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就之节，重于时矣。”他们之中，有的人因淡于名利，不愿困扰纷乱的世事之中，故超凡脱俗，“道就虚全，事违尘枉。”有的人因对现政权与时风另有看法，由鄙夷而拒绝合作。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垂约富春江，虽多次征召而不就，便是典型一例。他对旧在友侯霸说：“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明显地透露出他对一批当权者的不满。还有的之所以成为逸民，却是为了避祸。范晔引用扬雄的“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的话后，说：“言其违患之远也。”所以，这些士人“江海冥天，山林长住。”逸民的情况是不一的，而不肯为当朝尽忠效力，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逸民列传》更有一特例，写汉阴一老父，当着尚书郎张温的面说：“令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直斥汉桓帝，显示了不畏的权贵的品格。《论证·尧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是从正面说的，从另一面说，如果政通人和，必会人人踊跃，报国效劳还觉得来不及，何来逸民？逸民多，是世乱的一个表现；东汉的逸民，正是党锢之祸的副产品。
    《后汉书》除了上承《史》、《汉》设置《儒林列传》以纪述经学源流外，又增辟《文苑列传》，以记载因诗赋文章而著名的士人，反映了“东京以还，文胜篇富”（21）的实际，并为后世史学开创了先例。而《宦者列传》表达了作者对“败国蠹政”的宦官的愤慨与指斥，它与《党锢列传》一起寄托了作者对“离被灾毒”的士人的同情与赞美，再加上作者着意撰写的独行，逸民二列传及其他人物合传，东汉各阶层士人的群像便全面地勾勒了出来，东汉的时代和政治特征也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所以，范晔新增的《皇后纪》和七个类传，是他“正一代得失”的业绩，是他的史识的集中体现。在《班彪列传》中，范晔借华峤的话评论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故范晔撰《后汉书》，“力矫班氏之失，扣党锢、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22）。这些话，人多以为至论。
    鞭宦官而尊士人，固为范晔“正一代得失”的传神之笔，然而，宦官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总是随着皇帝对他们的宠幸的消失而垮台，倒是那些爬上大官高爵，成为“族姓”、“衣冠望族”之后的士人们，同样是“兰获并存”，其卑劣者左右政局，兴风作浪，祸国殃民，较之宦官，常过而无不及。如四世五公的袁绍兄弟即是一例。而范晔竟无一语鞭挞，反而歌颂他们“盛乎哉，其所资也”。可见，范晔的“正一代得失”，具有无法逾越的深刻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