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士子应考，确有一些规定，如考生籍贯必须无误，不得“冒籍”，凡倡、优、隶、皂人家的子弟，及居父母之丧者，不得应试。除此以外，上自仕宦之家，下至寒微之士，均可应考。并没有门第出身之限，更不依家世状况定优劣取舍。当然，求学读书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家境过于贫寒自然无力应试。但这些并不是政府规定的报考条件。由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许多寒微之士就是通过勤学苦读，获得了功名，成为各级官僚阶层的一员。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有清一代百余名状元中，有57人的家世是可以查考明白的。其分类比例是：出身仕宦家庭者，计29人，占51%。其中大臣（包括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子弟，不足10人。出身士人家庭者20人，占35%。其中寒士之家子弟，约4人。出身其他家庭者，计8人，占14%。换言之，在57名清代状元里，出身于官等级的占51%，出身于民等级的占49%〔1〕。在科举制时代，元魁鼎甲极难获中，士人莫不以独占鳌头为荣。 在这方面的角逐上，仕宦家庭子弟由于在经济条件与文化背景方面拥有种种有利因素，无疑处于优势地位。即使如此，普通士人家庭与其他家庭出身者，由于才智卓绝和勤勉超人，在清代状元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个事实，充分表现了科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在清代状元中，如秦大士、王杰、姚文田、萧锦忠、洪钧、张謇、刘春霖等人，都是出身寒门冷籍而卓然举首的典型。
    对于科举制度是否很大程度上允许平等竞争的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所谓“平等竞争”是虚伪的，意义极其有限。其实，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个问题都有公允的论断。魏源大声疾呼兴利除弊、改良政治，但是对于科举制度，则有肯定之处。认为它不以贵贱取人，具有公平竞争的特点，比公卿世袭与九品中正制进步。魏源说：“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又说：“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宋、明始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2〕梁启超也说：“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騃愚淫佚，亦循例入政， 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3〕利用中观史学方法，通过对清代状元家世出身的分析，可证魏、梁二位的说法，实为至当之论。
    如何评价儒士阶层及其成员登进仕版后的作用，向来是有争议的。中国的儒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论语》中称道的“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二是有一定的知识才能，三是担任某种政治职务。这三者当中，或者只具备前两条，或者三条兼而有之，皆可谓之“士”。宋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与文化教育的日渐普及，我国士阶层人数迅速增加。士为四民之首，下可为民，上可入仕，是个关键性阶层。士习形影响着民风，士人安则社会宁，故历代帝王都十分注意对芸芸士子的笼络与控制，清朝统治者鉴于明朝的教训，尤注重以场屋策士笼络读书人。儒士阶层并非单一的群体，其内部构成复杂，有不同的流品。他们当中一些人得势以后，不乏衣冠禽兽、虐政害民之徒，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伪儒”、“贱儒”、“小人儒”。但是总的说来，由于长期儒家“尊德性、道问学”的教育，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相当一批人能体察民情、重视名节、博学多识、干练通达。他们“以学为业，以仕为道”，将这些人源源补充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当然有裨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得士者昌”当作重要信条。
    考察历史上殿试夺魁者的情况，可以得到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证明。关于清代的状元，我们统计了15种重要史籍，约有半数人的传记，可以从这些史册中见到，说明这些人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制，殿试传胪以后，一甲一名进士例授翰林院修撰之职，官居六品，这是每个状元都可以获得的殊荣，也是他们夺魁后仕历的起点。以后，他们普遍地能在翰林院内升迁，或任各部院四、五品官员，活跃于政坛。绝大多数状元有出典乡试、会试及督学直省的经历，迭掌文衡，时称荣选。有机会晋升至一、二、三品大员、参预中枢机要的，自然难得，但为数也不少。据笔者统计，清代殿撰官至内阁大学士者，即所谓“状元宰相”，前后有14人；陆续简充军机大臣者，有7人；历署地方总督及巡抚者， 有9人。这当中，如徐元文、于敏中、毕沅、王杰、潘世恩、张之万、 翁同龢、孙家鼐、洪钧等人，都是有清一代的名臣， 早为史家所熟知。而张謇、骆成骧、王寿彭、刘春霖等人，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还有如彭定求、钱维城、毕沅、吴其濬、陈沆、洪钧、刘春霖等人，则在经史著述、诗词书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4〕。
    我们也注意到清代状元入仕以后遭到朝廷处分的情况，他们当中，受过严斥、降级、罚俸、革职、议罪、夺回世袭的，人数也不少。如康熙年间，李幡主持顺天乡试，因取士不公而遭遣戍，数年后才得赦免；乾隆朝庄有恭因遇事未上奏及替属员欺蔽，两度被论处死罪，旋戴罪任职，可称得上是典型。然而据笔者粗略统计，清代状元被处罚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属于任职中徇情、隐忍、失察、误事造成的，绝少是因为道德沦丧、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结党营私而被置诸重典的。这是个很重要的现象。清朝已处于封建制度日益衰落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设想这百余名状元个个都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没有任何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的行为。但是，从史料来看，他们确实普遍相对地好些，相对地廉洁正直。究其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长期熏陶、所受教育强调学问与品行并重的结果。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如陕西韩城人王杰，他少壮时备尝辛苦，品学兼进，37岁时及第，居官40年，位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但奉身有制，洁廉自守，拒与当朝的权相和珅交往。 史载：“一日，和相（和珅）执公（王杰）手笑曰：‘何其柔荑若尔！’公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尔！’和赩然退。”〔5〕王杰年迈致仕时， 嘉庆皇帝御赐诗有云：“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标直节永贞坚。”“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6〕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明白，封建最高统治者为何总是孜孜不倦地从寒畯之士和有才学的士子中甄拔人才，并用以充实和更新各级官僚集团。这里，我们引用一位亲身经历者的见解。齐如山是位清末秀才，他写过一本回忆性著作《中国的科名》，书中毫不留情地讥评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端和丑闻，但作者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郑重地提出，对科举制度的优劣得失与历史作用，要有恰当的评价和公正的认识，他说：“其实我对从前的科举，不但不轻视，而且极端的恭维，他后来为有志之士反对者，不是科举的方式。而是科举的内容，他的错处短处是不知变。……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而有之，例如本书中所说的王文端公杰，就是一个榜样。”又说：“凡科甲出身的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这有两种原因，一因科甲出身的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这有两种原因，一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扁额上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在道光咸丰年间，也确曾出过弊病，但自柏葰一案，把他问斩以后，以后几十年，一直到清末，总算没有出过毛病。这足以说明，稍微认真，便不容易出弊，更足见科举考试，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过有极大的一种短处，就是行之数百年而未能改动，永远以八股取士。所以同、光以后，许多有志之士，才知道这种考试方法是没有用的，便反对起来。其实错的是考试的内容，不是考试的方法。”〔7〕我们通过中观方法对清代状元进行研究， 结论与齐氏的见解大致相同。
    研究清代状元的夺魁年龄，则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士子的智力发展特点及八股文贻误人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