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师承问题是司马迁生平研究一大关节，它涉及到对司马迁文化巨著《史记》思想体系的总体评价。宋人提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这一说法获得古今《史记》学界的一致认同。但是细检史料，则发现这一说法缺乏坚实的依据。
    考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说，实始于宋人真德秀。真氏《文章正宗》卷一六云：“仲舒此论（按：指董仲舒论孔子作《春秋》见于《太史公自序》，其学粹矣。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则迁与仲舒盖尝游，从而讲论也。”清人储欣《史记选》卷三《孔子世家》赞云：“迁博极群书，又与董生辈往来究切，师友渊源，超出其父。”清人邵晋涵在《南江札记》中对此有更详尽的发挥：“昔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实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学，渊源其深。班氏而下，其义微矣。贻选谨案：司马迁尝受《公羊春秋》于董仲舒，观《自叙》答壸遂语意可见。班固《儒林传》于《春秋》传授，无司马迁名，是固不知迁学所自出也。而《艺文志》尚列《太史公》于《春秋》家，仍刘向《七录》之文耳。刘向固受《公羊春秋》者也。”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七《传经表》中，赫然列有司马迁之名，其下注云：“闻《春秋》于董生。”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中说：“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已故吴汝煜先生在《史记论稿·〈史记〉与公羊学》一文中，列举了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三条理由：（1）从时间地点上说，司马迁完全有机会从董仲舒受学，董仲舒晚年移家茂陵，正好与司马谈同居一地，其时司马迁十六七岁，正是受学的理想年龄。（2）司马迁于当时公羊学者中，最推崇董仲舒。《史记》不提当时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和胡毋生，而《十二诸侯年表》序言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儒林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3）董仲舒对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的解释，直接启发了司马迁，成为他著《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吴汝煜先生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壸答遂之语，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俞序》、《盟会要》、《玉杯》、《王道》、《重政》、《灭国上》和《楚庄王》等篇章中的言论逐一对照，认为这正是司马迁从董仲舒受学的印记。不过吴文指出了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差异，认为司马迁没有全盘接受春秋公羊学，在怀疑和讽刺灾异学说、不取讳饰、不贵虚名这几方面对公羊学有所批判。
    详考以上各家说法，其中可以提出质疑的地方甚多：
    一、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的最根本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史记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将《太史公自序》所引董生之言与董仲舒《春秋繁露》相对照，可以看出服虔注是正确的。但是仅凭这些就认定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引用董生之言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太史公自序》明确指出《史记》的写作宗旨是“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春秋繁露》为《春秋》异传，正是《史记》“厥协”、“整齐”的范围。而且，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在汉武帝时期被尊为官方哲学，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文化、学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司马迁以《史记》上继《春秋》，他无法绕过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所以《史记》采用董仲舒的一些言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就会看到《史记》广为征引此前古籍，其范围包括王官之学与百家之学两大类。据金德建先生《司马迁所见书考》，《史记》征引的书有八十多种（有的学者则考订司马迁引古籍达102种）。我们可以就《史记》与六经或百家中任何一种古籍的关系写出一篇大文章。《史记》中除当代史以外，此前的历史记载都是依据古籍，基本上是由“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构成的。所以从《史记》中找出一些董仲舒的言论，实在算不得稀罕事，决不能从中得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结论。如果看到司马迁引用某家之书就断言司马迁师承某家，那么司马迁师承的就不止董仲舒一家，而是一百多家！
    二、《太史公自序》中的“余闻董生曰”不一定是司马迁“接闻于”董生。论者们将这个“闻”理解成“接闻于董生”，以为司马迁曾经从董仲舒游，得到董仲舒的耳提面命，亲聆董仲舒之音旨，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理解。实际上，“余闻”或“臣闻”是古人上书、对话、论辩、书信或著文中的套语，多用于引经据典，阐发议论。“闻”，当然可以理解为“接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读到某种古籍，间接听到圣贤遗训或名言至理，都可以称之为“闻”。例如：《汉书·严安传》载严安上书云：“臣闻驺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严安引述战国思想家驺衍之语，不是接闻，而是读到驺衍的著作。董仲舒为一代儒宗，司马迁肯定能读到董仲舒的书。近人罗倬汉在《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中说：“史迁《自序》特言闻之董生者，盖以董生为公羊氏之学，当日立于学官，权势所归，据之以明诛乱贼之大义之尊严耳，非树帜于公羊之下，若董生之为博士也。”所以，仅凭“余闻董生曰”一语就断言司马迁从董生游，证据是远远不够的。
    三、《史记·太史公自序》、《儒林列传》、《汉书·司马迁传》、《儒林传》均不载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之事。《太史公自序》和《儒林列传》出于司马迁之手，是研究司马迁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矢志以《史记》上继《春秋》，而《春秋》三传是解经之作，其中春秋公羊学在汉武帝时期最称显学，而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当时天下第一。如果司马迁真的是董仲舒的及门弟子，那么他对自己生平中这一至关重要的大事，决不会疏漏不予记载。从《史记》来看，司马迁对学术传授渊源是非常重视的。《乐毅列传》载齐国黄老之学传授系统，《儒林列传》载《诗》、《书》、《礼》、《易》、《春秋》的经学传授渊源，《太史公自序》载乃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些都是司马迁重视学术传授的明证。难道司马迁唯独忽视自己的师承渊源不成？如果是司马迁本人疏忽，那么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和《儒林传》应予以补载，但《儒林传》仅提及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之事，却不载司马迁从董仲舒受学。司马迁和汉人均不载，却要等到千年之后由宋人来“发现”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师承关系，这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宋学素以善于疑古和自创新说著称，但亦有空疏之弊。“发现”司马迁的师承关系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