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司马谈和董仲舒同居茂陵，司马迁有机会从董仲舒受学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时期共有三次徙民茂陵之事：第一次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初置茂陵邑”。第二次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第三次是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那么，董仲舒是哪一次移居茂陵的呢？《汉书·董仲舒传》载：“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细绎语意，徙居茂陵之事是发生在董仲舒寿终之后，是由董仲舒的子孙完成的。董仲舒的卒年，大约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以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之前①。据此推测，董氏徙居茂陵大概是在第三次，亦即在太始元年，其时董仲舒已经死了近十年。因此，司马谈与董仲舒同居茂陵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五、如果我们将《史记》、《汉书》对照，就可以发现《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并不高。《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在公孙弘本传和《儒林列传》中对公孙弘希世用事、曲学阿世、外宽内忌颇著微词，但司马迁毕竟为他写下了《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在历史上无大建树，他之封侯拜相主要是一种象征意义，即《儒林列传》所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司马迁单独为公孙弘作传，正是为了突出其中以经学取士的象征意义。而对董仲舒这位汉代最大的思想家，司马迁仅将他列入《儒林列传》，与申生、辕固生、韩生、伏生、高堂生、胡毋生、江生、田生等经师并列。这表明在司马迁眼里，董仲舒至多只不过是一个经师而已。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著名的“天人三策”，对一关系到汉家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大事，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只字不提。这说明司马迁对董仲舒在汉代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学术地位缺乏充分的认识。仔细品味《儒林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董仲舒颇著微辞。刘师培在《左盦集》卷二《史记述左传考自序》中说：“若《史记》之于公羊，虽述董生之言，然《儒林传·董仲舒传》云：‘广川人。’‘治《春秋》。’又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是史公仅以公羊为《春秋》别派，不以《春秋》即公羊。其曰‘名为明于《春秋》’者，犹言世俗以为明《春秋》，疑盖之词溢于言表。《十二诸侯年表序》云：‘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颇’为稍略之词，是史公以仲舒述《春秋》于义未尽，安得谓史公说本仲舒？”刘氏从司马迁用词及语气上，推测司马迁并非师承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载董仲舒著《灾异之记》刺讥时政，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传中又载董仲舒为江都易王和胶西王二位骄王国相，“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这里显然多少寓有一些讥讽董仲舒弃道保身的意味，因为董仲舒这种品质气节与原始儒家倡导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格已经背离，与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兄弟及南史氏舍生忘死履行职责的精神更是相差万里，甚至也比不上董仲舒的后学眭孟之辈。如果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那么在两汉尊师重道的风气之下，上述对董仲舒的讥刺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班固对董仲舒的评价比司马迁高得多，他在《汉书》中专门作《董仲舒传》，而与记载经师的《儒林传》区分开来。传中全文记载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传赞引刘歆语，称颂“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由此可见《史》《汉》对董仲舒的评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大概是由于班固为后汉人，对董仲舒学说的价值与意义看得更清楚一些的缘故。《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尚未达到实事求是的水平。论者认为司马迁最推崇董仲舒，实在是缺乏根据。
    六、汉人很少有称其师为“某生”。《太史公自序》称董仲舒为“董生”。“董生”犹言董先生，如同称伏生、辕固生一样，是对儒生经师的一种泛称，而不是弟子对其师的称呼。《汉书·眭孟传》称：“先师董仲舒有言”，眭孟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犹尊称董仲舒为“先师”。《汉书·翼奉传》载翼奉上书云：“臣闻之于师曰”，《汉书·匡衡传》载匡衡云：“臣又闻之师曰”。可见汉人多称师而非称某生。如果董仲舒授业司马迁，那么司马迁绝无称董仲舒为“董生”之理。
    七、《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为《春秋》家，邵晋涵以此作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依据。邵氏的失误在以下几点：其一，邵氏认为刘向受《公羊春秋》，查《汉书·楚元王传》：“会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按：刘向本名更生）受《谷梁》。”其二，邵氏认为《汉书·艺文志》持公羊派立场，实际上《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而写成，而刘歆是“大好”“古文《春秋左氏传》”的人。《艺文志》认定古文《左传》得孔子真传，以为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而著《春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所以《艺文志》在著录孔子《春秋》古经之后，紧接着著录“《左氏传》三十卷”，然后才著录公羊、谷梁二家，可见《艺文志》是持古文经学观点而非公羊家立场。其三，《艺文志》把孔子《春秋》视为一部史书，惟其如此，它才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和《太史公》等史著列入《春秋》类，这种看法多少包含了后世“六经皆史”的萌芽，从中根本无法得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结论。
    八、《史记》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兼采《春秋》三传而不主公羊一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汉书·儒林传》载：“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孟喜是西汉中叶《易》学大师，因改师法而不能当博士。《汉书·张禹传》载太子太傅萧望之奏张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汉书·翼奉传》载翼奉对引师法，《汉书·五行志》亦载李寻对引师法。《汉书·胡毋生传》载“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汉书·李寻传》载“宽中守师法教授”。诸如此例，还可以举出不少。在五经当中，又以《春秋》一经尤尊师说。因为按照经师们的说法，孔子虽然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但由于孔子害怕受到当时诸侯的政治迫害，所以《春秋》的微言大义是孔子口头传授给弟子，然后代代口口相传。如果司马迁师承董仲舒，那么至少在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司马迁应该遵守董仲舒的师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司马迁述董仲舒公羊学，主要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至于具体到春秋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则兼取《春秋》三传，而采用古文《左传》的观点尤多。我们将《史记》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春秋谷梁传》、古文《左传》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以下几种情形：
    1.对有些春秋历史事件，《春秋繁露》阐发了其中的“《春秋》义法”，而《史记》对这些事件不予记载或不予评论。如《春秋繁露·楚庄王》论“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伐鲜虞”、“逐季氏而又言雩”、“子赤杀弗忍言日”、“子般杀而书乙未”，《玉杯》论《春秋》“讥文公以丧取”，等等，《史记》在其相应的篇章或者未予论载，或者一笔带过而不作任何评论。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