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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司马迁的学术思想究竟渊源何处呢？这就必须理解先秦两汉的文化学术发展大势以及史官在中国早期学术发展中的地位。从上古三代到秦汉之际，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过程，此即《庄子·天下》所说的“道术为天下裂”和《易传》所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过程。史官在上古三代时期职掌文化学术，他们是当时的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博物学家，是当时的通人达才，是中国最早的文化人。由于史官具有这一通才之学的传统，因而在经历了战国学术分裂之后，在秦汉之际文化学术由分裂重新走向整合的时候，史官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整合学术的历史重任，建立起类似于上古三代时期史官职掌的通才之学。《史记·太史公自序》实际上对此有所指点：“司马氏世典周史。”又载司马谈临终遗嘱云：“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的尊祖意识和使命意识十分强烈，他想从自己这一代开始，重新继承起中断了几百年的天官家世。为此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积极为建立史官通才之学创造条件。从《论六家要指》来看，他对百家之学理解得很深，而从他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到他对六经异传造诣非浅。他壮志未酬而离开人间，他的这些学问都传给了儿子司马迁。中国古代的文史星历、卜祝乐师及百工都是世守其业代代相传，因此司马迁的学术渊源，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乃父，司马谈是他的启蒙老师。由于司马谈要远绍史官家世，复兴史官通才之学的传统，因而他对司马迁的培养，必然要体现出通学的特色，而不局限于一经一技。对司马迁来说，他的父亲非常博学，已经完成了转益多师的工作，他只须从父学习就可以了。从《太史公自序》不载司马迁学于孔安国一事来看，《汉书·儒林传》所记载的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可能是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遇到了疑难，于是便持此疑点向当时的《尚书》大师孔安国求教，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请益，而非及门受业弟子。司马迁主要得力于家学渊源，而不属于经学中的任何一派。结合《论六家要指》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谈所传给儿子的不仅仅是天官知识和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传给司马迁一种比较自由通达的思想方法，一种包容百家的广阔的学术心胸，一种整合此前文化学术的使命意识。这种恢宏的学术心胸是任何一位恪守师法的经师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太史公自序》说《史记》著述的学术目标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的学术视野包括王官学的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两大类，董仲舒公羊学只不过《史记》“厥协”的比较重要的一家。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的要害，是将司马迁从文化昆仑的崇高地位贬到公羊学经师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