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建国前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既是刚刚诞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次重大较量，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见解、不同学术观点的最初交流和磋商，同时还是新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际学术界的首次接触和交流。通过争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茁壮成长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科学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壮大，都与这次争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深入，科学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争论的直接成果。
    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争论得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二十年代末，普列汉诺夫和马扎亚尔等人的所谓“东洋社会论”在中国有很大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历史在“氏族组织崩溃”以后，进入了一个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洋社会”，而不象希腊、罗马那样进入“古代社会”--奴隶制社会⑨。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只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新生命”派、改组派和托派文人们的最早一批文章中，都毫无例外地空白了奴隶制这一阶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古代存在着奴隶制、西周就是奴隶社会的见解。此说一出，反响很大。于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为了科学地阐发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存在，驳斥普列汉诺夫和马扎亚尔等人的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揭露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的罪恶用心，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便纷纷选择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突破口，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来推动中国古史的研究，揭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真实面貌。侯外庐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他之所以要从事于中国古史的研究，就是由于“苏联学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空白’史提出来讨论”⑩，从而，他确定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突破点，来指导古史研究（11）。吕振羽、翦伯赞等人，也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指导，开展中国古史的研究。
    1936年，吕振羽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书中，他征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从世界史的角度，指出奴隶制并非希腊、罗马所独有，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若没有这一特定阶段的存在，则后来的‘文明时代’便不可思议”（12）他通过对大量已出土的殷墟遗物、易卦、爻辞、周初的彝器铭文和商代文献的研究，提出了“殷商奴隶制社会”的著名论断。他认为，殷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国家形成、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无一不体现出一种初期国家的奴隶制特点，他还认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吕振羽是继郭沫若以后对中国奴隶社会史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殷商奴隶制社会”论逐步为多数学者所赞同，翦伯赞、华岗、吴泽等人都有进一步的阐发。
    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史，侯外庐也有着卓越的贡献。1939年，他中断了《资本论》的翻译，开始了对中国古史的探索。1941年，他写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他的研究，从“解决历史疑难”入手，他说：“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步骤，是主张首先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理论。”（13）为此，他选择“亚细亚生产方法”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在具体的研究中，他全面地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尤其学习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俄文译稿，再结合中国史实，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文献上言，即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奴隶社会……‘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途径，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的途径。”他还具体地断定：中国“奴隶社会起源于周初，通过春秋战国，而至秦汉之际终结”（14）。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中，他写了《亚细亚古代社会法则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法》和《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等专章，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奴隶社会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比较了其与古典古代的异同。这样，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虽在时代的划分上还不一致，但中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也经过了这一阶段，成了大家的共同结论。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现及科学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史体系的建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古代史领域的一大建树。它不仅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完全适用于中国，而且为科学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封建制社会史乃至原始社会史的深入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等，利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歪曲中国历史。秋泽修二先后抛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东方哲学史》二书，说什么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皇军的武力”是解决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根本途径（15），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制造舆论。
    为了抨击秋泽修二等日本法西斯文人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歪曲，揭露其“理论”的反动用意，吕振羽、邓拓、华岗、吴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发表了有力的战斗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通过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阐述，并结合中国秦代以后社会发展的史实，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予以深刻的研究。这样，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又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1939年至1940年，吕振羽连续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文，对秋泽修二的法西斯史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后，吴泽于1940年发表了《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华岗于1942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罗克汀于1943年发表了《论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原因》，对秋泽修二的反动理论进行抨击，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予以较为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建立到解体，走了漫长的历程，与西欧中世纪的一些国家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度。所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性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他们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一直是向前推进，其间发生过部分质变，呈现出阶段性。他们明确地断言：“把中国社会形式的发展作为一个总的过程来考察，生产力、生产……以至意识形态，都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并没有什么‘停滞性’和‘复归’或‘循环’的性格。”（16）当然，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以及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更替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尤其到了后期的发展是迟缓的。对于造成这种迟缓的原因，他们从社会经济结构、各地区发展之不平衡、封建剥削的特别残酷、封建割据势力的频繁内战和各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相互掠夺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索。至于近代中国不能正常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指出，这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致，而决不是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特性”的必然结果。
    由上可见，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而开始的对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实质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再认识。他们的研究，已涉及到封建社会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从而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原始社会史研究来说，它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首倡商代原始社会说，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始。他的立论依据，则是出于他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17）。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又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把商代以前的那一长远历史，“整理出一个整然的系统”（18），把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上限大大推进了一步，从而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吕振羽对史前期中国社会史--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与当时正在争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对原始社会史的期限的划分，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他们的著述，毕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第三，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是我国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次重要实践。通过争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理论水平，从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培养了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