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不断推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史学发展大趋势。港台史学界在五十年代末开始出现这一动向，到七十年代初，这一史学思潮占据了港台史坛的主导地位。在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推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他们大量援引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理论、范畴，以构建比较复杂的中程史事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方法也被引入历史研究中，以帮助史家发掘新的历史资料（张光直称之为“技术”〔1〕），对资料进行分析解释，以求得对历史本质的了解或建立史事发展的一般性原则。按照当代史学方法的分类，港台史家运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大致可分为四类，即量化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限于篇幅，这里只对使用得比较广泛的前三种新史学方法的引介和使用情况进行论述。
    （一）量化史学方法
    中国史家对历史量化感兴趣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和丁文江那里。在三十年代勃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中，一些史家也对统计方法和数字的历史说明解释作用表示出很高的兴趣。当然，这时所提倡的量化方法基本上只是简单的数字统计，模型和推理的运用尚未出现，而且对资料中的数字本身还缺乏批判性，所以它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计量史学方法不是同一事物。港台史学界对量化史学方法有比较成熟的见解还须等到五十年代国外计量史学兴起后再传入港台，然后才能出现。
    1960年前后，殷海光在大力提倡科学方法时，对量化方法的地位就定得很高。在他看来，定性思想和定量思想分别是初民与现代人分别的标记，后者即是现代文明的标记。他认为“有而且只有将研究的题材度量化（Quantification），予以数学的处理，知识的精确程度和互为主观的程度才可增加。”同时他又断定，“无论怎样，度量化，乃科学研究应趋的道路。”〔2〕在此之后， 港台地区就有一些史家开始运用统计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史进行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970年以后，随着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成为史坛主导潮流，比较复杂的量化史学方法开始被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大规模地介绍进入港台史学界。1971年，以经济学家于宗先发表《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3〕一文为开端， 紧接着何传坤翻译《研究萨满教信仰的一个统计学方法》。〔4〕古伟瀛撰写和译介诸文如《内容分析之几种用于研究传记历史的方法及其于中国材料的初步运用》〔5〕、 《爱德华·修德的史家与电脑》〔6〕、《中国社会的正式组织与升迁》〔7〕、《C 分析简介》〔8〕、《史学量化及其应用于中国史料的一些考察》〔9〕、《历史家与电脑--研究过去的人与来日的机器相会》〔10〕。社会学家瞿海源撰写了《历史学家运用统计技术从事研究的一个例子》〔11〕、《Tb统计分析：一篇有关清朝官僚研究论文的注解》〔12〕。康绿岛译《量化在历史上的应用及其限制》〔13〕。徐芳玲撰《评介〈历史的量化〉》〔14〕。张瑞德撰《测量中国传统社会流动问题方法的检讨》〔15〕。张玉法专门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作《历史研究中的量化问题》报告，指陈计量方法的得失〔16〕。黄培所著的《历史学》一书专列《史学上的定量分析》一节，讨论量化史学方法〔17〕。刘铮云译《史学、量化与社会科学》〔18〕。王尔敏在《史学方法》一书中表示史家使用量化方法当持谨慎态度〔19〕。杜维运则在《史学方法论》中对量化方法的作用及适用范围作了评述〔20〕。这些译作和著述对量化史学方法的内容、使用状况、功能价值、不足、以及史家使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得当与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在港台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港台地区量化史学的发展。
    张玉法在1974年三月中研院近史所讨论会上所作的量化问题研究报告中介绍道，“历史的量化或统计的研究（quantitative or statistical approach）是用统计学的法则处理史料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的发展受到行为科学的很大影响。在他看来，量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史家避免主观，“以大量有系统的客观材料分析史实”，结果是证实或否定以往的各种推论，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否定历史上久以信为真的各种推论。换言之，量化史学方法以具体而有力的证据，检验已有的推论和假设。另一方面，就史料的运用而论，“量化可以把一些零散无用的史料汇集在一起，找出其历史的意义，帮助解决历史的问题”。当然，反对使用量化方法的史家也颇多，他在陈述了十种反对计量方法的意见后，指出这些都是出于误解，没有真正理解量化方法的意义。接着，他分几个方面介绍倡导使用量化方法的理由，认为①传统的历史研究偏重猜测，而量化研究则以计算代替猜测；②历史的推论常感证据不足，量化便是多方搜取可靠证据的途径之一；③对集体行为进行研究，量化是透过个人背景，以了解群体的唯一方法；④历史研究中提敏锐的概念固然重要，证实它更重要，量化有时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量化方法适用的范围，张玉法认为它常用于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结构、立法和机关的投票、选举的类型、社会结构、社会变动、农工商等经济活动、以及一些可作生命和生态统计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中。而许多历史现象，如个人影响力、爱护或关心的程度、信仰的程度、偏见、恐惧、爱恶、思想等，如不能设计出indicator（指标），就不易使用。 量化方法的使用步骤大致包括假设、据假设搜集材料、排比分类、判断其意义等。在假设的设计上，统计时必须严密，否则会发生偏差。同时，他也指出，量化偏重经验，它必须以理论作基础，否则没有价值。他还告诫史家，这一方法有效使用的范围在于有限度的量上，在研究时，如果资料缺少到没有代表性的程度，最好不要推论。至于使用计量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单位质量不平衡、含义不固定、资料的运用问题多、资料搜集整理费力大等。最后，他总结性的指出，量化主要使用于微观史事和中程史事的研究上，而不是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要记住“量化研究不过是把历史的证据找得更完全，使研判证据的方法更系统化”。这是他所作报告的最后结论。〔21〕他的这一看法也可视为学院派社会科学史学家对量化方法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古伟瀛认为量化方法不只是使用统计方法，史学量化应当包括理论及用来证明理论的推算两个部分。量化史学方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基础数学，其中包括集合论、或然率理论、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二是统计方法，包括推理统计、回归分析、选样设计；三是定性史料的量化，包括内容分析；四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的行为模型。前三者是推算技术，第四部分则属理论模型。对量化史学方法的这些内容，古伟瀛不仅撰译了多篇专文分别加以介绍，而且还专门作了总结分析，并对运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诸多案例作了评判。〔22〕对杜维运所主张量化方法不能用于思想史的研究这一点〔23〕，古伟瀛看到确实很难运用，而且史家当中也有争议，但他认为内容分析这一方法可以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介绍和提倡量化史学方法的前后，港台地区史家撰写多部（篇）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论著，这一实践活动与前述理论上的介绍互相推动、互相促进，使理论阐释和研究论著在质上不断提高，在数量上和涉及的范围上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