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则主要从文明体系比较的角度来讨论比较方法。他认为今天考察中国文化必须将它放在全世界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而“要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的历史放在全世界的圈子里时，有两个特征：一是比较，一是发展。”〔71〕所以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在方法学上，比较研究主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能不能拿两个东西真正的比？”二是“比的过程如何？比的方法又如何？”在他看来，要作比较，这个问题必须是相干的，否则不能作真正的比较。〔72〕他自称专业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是他的副业，他的兴趣在于文明体系的比较，但他作跨文化的比较“就跟演化理论者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种情况当做同样线上的一个阶段。”而许倬云则“把它当作是一种条件、一种境况。哪个条件跟哪个境况，它呈现的前面跟后面是怎么样，跟另外国家前面后面的同样的条件或境况的出现又有何异同，然后问结果为什么不一样。”〔73〕换言之，人们做比较研究有比“同”与比“异”两种。比“同”者更关注历史的通则与通例，这是一般进化论者的工作。比“异”者关心异处，由异处寻找出促使其异的那些条件，这是许倬云的关注点。他并认为这也是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74〕由此出发，许倬云指出做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第一步是靠比较来找出历史河流的流向、流量，借此来肯定历史河流的方向、途径及质地；第二步是看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影响；第三步是看文明体系的制度有没有弹性，也就是说，“在做比较研究工作时，除了比同、比异，比其内容与交会点，我们还要比较它的功能。”〔75〕这就是许倬云有关文明比较的方法学观点。
    其他，如张光直、李亦园所提倡的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也是比较历史的方法之一。毛汉光在他的著作中，除应用计量、分析法外，比较法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76〕
    在比较历史方法的应用上，除杜维运的比较史学，张光直、许倬云的古代文明比较，及毛汉光在中古史领域的史事人物比较外，较有影响的比较历史研究当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与台湾师大历史所所共同推动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以及后来的专题研究计划，实际上组织者是要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变迁。不过所出版的论文与专书都是各区域的研究，没有比较。为此，1977年张玉法和王树槐分别撰写论文，比较沿江沿海各省在1860--1916年的农业改良和交通发展，〔77〕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力补充甚至更新，新史学方法的应用使史家拥有更精确有效的研究工具，大大扩展了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港台地区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
    注释：
    〔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第58页。
    〔2〕〔65〕殷海光《怎样判别是非》，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第40、41页，第六、七章。
    〔3〕〔4〕〔5〕《食货月刊》第一卷第三、十、十二期。
    〔6〕〔14〕《食货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
    〔7〕〔8〕〔12〕〔15〕《食货月刊》第五卷第一、四、一、九期。
    〔9〕〔22〕《食货月刊》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10〕《史学评论》，第九期，1985。
    〔11〕〔13〕〔48〕〔49〕《食货月刊》第二卷第二、六、十、十二期。
    〔16〕〔21〕〔53〕〔57〕〔70〕〔77〕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1978，第73-151页。
    〔17〕〔50〕黄培《历史学》，台北，学生书局，1974，第五章《史学方法的新动向》。
    〔18〕〔56〕载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19〕王尔敏《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9，第204-205页。
    〔20〕〔23〕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增订版，第183-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