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台地区比较早使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而且颇有成就的史家当首推许倬云。在英文论著《先秦社会史论》中，许倬云使用《左传》和《后汉书》中的“古今人表”对这五百年间士大夫社会身分的变动作统计学分析。不仅如此，在相关问题上，该书也使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如他为了解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交战的情形，设计了“交战度”这一指示战争发生频度的方法。他使用《左传》、《史记》的记载，同时考虑当时国家强弱不等，不能将所有国家间的纠纷同等对待，故以司马迁列举的十一国，再加上春秋末年地位颇为重要的吴，共十二国，将这十二大国之间的每次战争算“一点”，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每次战争算“半点”，整理出《左传》中所记当时的“交战表”，其所使用的方法是统计学中处理时间数列（time series）常用的方法。同理， 他也列出了战国的交战度表。〔24〕
    毛汉光是另一位娴熟使用统计学方法治史的古代史专家。他于六十年代出版的《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书中，统计法是他所使用的四种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一种。〔25〕他先确立名词标准，将官吏的出身分为“士族”、“寒素”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小姓”三类。以此为据，他收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中所能知道的官吏，共得四○二一人（内有仕于二朝者）。以这四○二一位官吏及其所历之事实作为基础，进行分类统计。从此出发，讨论这一时期的大士族，并从选举制度、选举官、压抑寒素、严守门第、经济因素、家族因素诸方面考察士族如何保持政治地位。各章所用的方法多以统计法为主，辅以个案研究、比较、分析方法。〔26〕该书除有长达340多页的总统计表外，还有67 个分表穿插于正文中以帮助进行史事的解释说明工作。此后，毛汉光在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都大量使用统计这一量化方法作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7〕
    进入七十年代，使用计量史学方法的论文大量涌现，比较知名的如中研院近史所的魏秀梅，她从1971年起，连续发表了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按察使、督抚、学政、驻防将军都统、驻防副都统的人事嬗递现象的论文六篇。文章使用统计法，考察这几类官员的旗、汉籍比例、出身（功名）、地区分配、任期久暂、离职原因，分析这几类官员与清末社会变迁的关系，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28〕六十年代傅宗懋从统计学上分析了清代的督抚制度。〔29〕到七十年代，刘广京先作统计，后用魏秀梅的统计进行补充，考察晚清督抚权力问题。他对罗尔纲、傅宗懋等人提出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各省督抚权力扩张，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这一论点，以及美国学者Franz Michael提出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观点进行商榷， 结论是晚清的一般督抚不是半军阀，若说其专权，还不如说那是各省势力在加强。咸同以后各省势力的真正扩大，并不在于督抚专权，而在于下层军事和财政制度的变化。〔30〕
    刘石吉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取得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成果。〔31〕李国祁、周天生和许弘义大量运用中国的方志材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清代基层地方官的人事变迁。〔32〕刘翠溶运用电子计算机，根据大批家谱，使用家庭重现法，重建明清时期的宗族人口，研究历史人口的结构、增殖、迁移，以及宗族人口与明清五百年的社会经济变迁。〔33〕其他如张朋园〔34〕、林满红〔35〕、陈文石〔36〕、陈义彦〔37〕、刑义田〔38〕、何冠环〔39〕等人都在他们的论著中广泛使用了量化史学方法，而施俊吉还运用数学模型对有关台湾鹿港衰败原因的几种观点分别进行了检验。〔40〕至于一般的统计学方法更是常见于新一代史家的论著中。七十年代中研院近史所与台湾师大历史所合作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压域研究，量化方法更是其基本方法之一。〔41〕
    此外，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许冠三，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倡“多元史络分析法”，其中之一就是以词语量化归纳为核心的内容分析法，他对这一分析思想史的计量史学方法揄扬甚高，并在他的研究中作了相当广泛的运用。〔42〕
    （二）心理史学方法
    港台地区史家对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关心始于殷海光，早在1957年，他在提倡科学整合时，就意识到作为行为科学核心学科之一的心理学必须引入历史研究当中，而心理分析尤其受其重视。〔43〕在他那部历史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他就多次应用心理学学说去分析说明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史。〔44〕受他所倡导的社会科学史学方法的启示，林毓生赴美后，就急于要学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和social theory（社会理论）， 企图找寻到现代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他心中的问题。〔45〕以后林毓生有所改变，主张在科际整合中应用科学于史学时要经过再创造这一程序，〔46〕但心理学方法仍为林毓生所重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便运用了心理学方法分析反传统主义者的心理，尤其在分析鲁迅内心的紧张根源时表现得最为明显。〔47〕
    港台史学界对西方现代心理史学理论方法和著作的译介始于1972年汪勇振译曼纽（Frank E Manuel）的《心理学在史学上的应用与滥用》〔48〕，接着吴瑞屯翻译温士坦（Fred Weinstein）和柏拉特（Gerald M.platt）合撰的《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有关心理分析的理论问题》一文〔49〕。黄培在1973年出版的《历史学》一书中，于介绍量化史学的同时，也专门分析了心理史学方法。他在客观介绍这一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后，指出现今史家应当提倡和运用这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50〕在1974年《思与言》与《食货月刊》联合举办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座谈会上，由心理学家杨国枢作了《心理学与史学》的报告，杨氏在报告中并提请史家注意运用挫折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人物对现代化的不同反应〔51〕。同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中，收入了鲍家麟的《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鲍女士在讲演中提及美国著名的心理史家埃里克森（E.H.Erikson--鲍译为艾力克生）， 认为他在研究历史人物心理时十分强调个人生活经验的影响，这对鲍家麟自己研究秋瑾有一定的启发。在讨论中，张朋园介绍了埃里克森的名作《青年路德》，同时介绍心理学医生和社会学家对该书的不同评价，他对鲍家麟使用心理背景分析这一方法持支持鼓励的态度。〔52〕
    到1976年，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张玉法在所内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心理学在历史上的应用》的报告。〔53〕此后，张瑞德又撰文探讨了用心理学理论研究中国传记的一些问题。〔54〕而梁其姿在港台史家大量介绍美国心理史学之后，又向史家介绍盛行于法国的心态历史。〔55〕在这前后，康绿岛在谨慎使用心理史学方法这一前提下，翻译了两篇回顾和反省心理史学的论文，为港台史家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一些借鉴。〔56〕
    学院派社会科学史学家对心理史学方法的认识可以张玉法的分析评判作为代表。他在1976年所作的报告中，首先就提出应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可以扩大历史研究的深度，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即利用心理学的发现， 特别是利用心理分析的各派理论来研究的历史。”在为数众多的心理学分支学科中，与历史学有关的有八类，即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知觉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没有密切关系的有四类，即比较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计算学、应用心理学。那么，究竟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前提才使得心理学可以而且应该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呢？张玉法的看法是比较唯心的。他认为这与历史的本质有关，因为“历史是许多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构成的，而行为是心理的实现，故历史的本质是心”。接着，他从挫折反应、冲突模式、防卫与适应、心理失常四个方面考察了变异行为对历史的影响及与历史变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