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法看到心理学理论虽多，但大多支离破碎，真正能够建立理论体系的，只有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分析学派。在介绍了国外的个人心理和集体心理研究成果后，他指出要研究心理变化对历史的影响，必须借助心理学理论。就心理分析而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寻找潜意识对人类行为的作用，二是心理分析派在解释行为时，特别注意个体过去的历史，尤其重视儿童期的生活经验，三是从性、情欲和情绪等方面来考察行为的动机，其中第二个方向比较容易使用。
    当然，反对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的意见也很多，张玉法向大家列举了九种。在仔细分析这些反对意见后，张玉法断定它们不足以阻碍用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一般而论，只要历史学者能具备心理学的知识，重新阅读史料，并将史料的范围扩大到稗史和原来被忽视的文件，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以前认为无法解决的，必然能够加以征服”。不过在使用心理史学方法时，要首先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不是所有史事都可用心理的因素来分析，即以个人或群体心理的理论来解释某些史事，也要注意到其他因素，因为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二是必须依据心理学上可以成立的理论，而不能凭借个人的常识，也不能以个人的心理去衡量别人的心理。
    最后，他向史界学人指出目前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有两大方向，一是心理分析的传记研究，二是心理分析的人类学研究，透过神话、集体符号（collective symbols）、某一时代的特别意识形态，研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范型人格或民族性格的心理需要。前者即个人心理研究，后者则是集体心理研究。〔57〕
    在心理史学方法不断被介绍进入港台史坛之后，港台地区逐渐出现了应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著作。如余英时1976年结集出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运用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分析章学诚早年在学术上的认同危机，而章学诚对这一重大心理危机的解决使他在学术上的见解有了巨大的飞跃，使他成为清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同书还分析了戴震面临义理与考证二者而产生的心理紧张。〔58〕1977年张瑞德发表《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心理冲突与平衡》，〔59〕1978年郭正昭发表《从演化论探析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60〕1980年黄克武发表《章太炎的早年生涯--一个心理的分析》，〔61〕1981年雷家骥出版《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62〕。此外，七八十年代朱宏源、陈建隆等人完成了一批用心理史学方法分析近现代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的硕士论文，讨论对象包括宋教仁、周恩来、黄克强、康有为、孙中山、秋瑾等人。〔63〕这些都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港台史家有关心理历史的代表作。
    （三）比较史学方法
    港台地区史家对比较史学方法也相当重视，其状况并不象王戎笙先生所说，“对历史比较法既无人大力提倡，也无人极力反对，只是在史学方法论的专著中有所论述”。〔64〕实际上，港台史家对历史比较法的提倡和应用在他们的史著中往往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它常蕴含在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
    殷海光在1959年就对穆勒（John Stuart Mill）名法（又称米尔五法）作了详细介绍。他将它们分别译为同一法、别异法、同异联用法、归余法、共变法。穆勒是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由他奠定的这五种比较分析方法（同异联用法乃后人据同一法、别异法推出来的）成为二战前后兴起的比较历史学的方法基础。同时，殷海光还对与比较方法相关的类比（殷称为比拟）作了分析探讨。〔65〕殷氏的这种理论关怀自然地使他关心比较历史的研究。1961年8月， 林毓生很兴奋地向殷海光报告由芝加哥大学几位教授合办的刊物《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58年创刊）的情况，并向台湾大学历史系建议订阅这一杂志。〔66〕这份刊物是当时西方学者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国际性论坛，殷海光、林毓生二人对之共同发生兴趣实际上表明他们的研究路向（approach）与这一杂志的相近，这也是他们作为科际整合史家一种很自然的态度。
    在港台地区，提倡比较史学最积极的当推杜维运。他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多年。六十年代初，他开始从事比较史学史的探索，〔67〕此后陆续完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68〕等书，对中西史学传统的异同和方法上的差异作了平实的分析。七十年代，杜维运先后撰写了多篇讨论历史比较方法的论文，专门讨论比较方法在史料、史事上的应用，及其与世界史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历史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是史料的比较，二是历史现象的比较。这两种比较对史家治史都不可缺少。从史料比较而论，“纷纭庞杂的史料，搜集在一起，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史料所代表的特殊性质以及史料与史料间详略异同之所在。”从历史现象的比较而论，“历史上林林总总的现象，上自整个学术文化的变迁，下至林泉牧夫樵叟的咏歌，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现象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历史的变动性，将自此不可见，古今中外的沟通，也将因之而阻塞。”因此，比较方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而他的论述在傅斯年的史料比较之上又有所发挥。史料比较只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初步，进一步有积极性和活泼性的比较则是历史现象的比较。就历史现象比较的功能和意义而论，杜维运认为，一可由比较而得其异同，由异同而求其会通之通，这样历史不再是以往的陈迹，而富有新鲜的意义；二由比较历史现象所得的结论，能避免一部分的道德判断，使历史判断更客观；三是应用比较方法，可使史家民族的国家的偏见大为降低，从而产生打破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史，这是一部比较精确比较客观的历史，它也是比较方法发挥的最大功能。〔69〕
    如果说杜维运所重视的比较方法仍集中于史料比较和中西史学的比较，那么，对现代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提倡则当推张玉法。1978年9 月，张玉法在近史所讨论会上提出了《浅论比较历史》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比较历史有广、狭两义。就广义的来说，有三种研究方向，一是比较各国史家治史的方法和缺点，了解国与国之间史学、文化和政治的差异；二是将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对同一史事的看法拿来比较，由异中求同，得到没有偏见的历史解释，这就是“科际整合”；三是史家治史常以不同史观解释历史，如能经过比较，去除偏见，当能了解历史的真面貌。狭义的比较历史是指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比较，这也是张玉法所要加以讨论的比较历史。他认为“比较历史是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异同（resemblances and differences），以及何以异，何以同。”以范围而论，主要有区域比较和时代比较。比较历史的价值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使人们了解历史中真正伟大的事物归属于谁；二、它有助于人们寻找历史规律。这里所说的历史规律是片面的，而不是概括的；三、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只有靠比较才能消除；四、许多历史经比较后，原来的一些解释要加以修订。〔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