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须着重关注触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潜在驱动律——熵增和负熵定律。这两个定律是自然科学进步的成果，引进这样的成果，有助于我们疾病史研究的深化。非生命物质界和生命物质界两者的总括，构成了人这一主体，以及人的生态环境。如此便摆脱不了自然界/生态环境中的一些基本法则或称定律的规约。非生命物质界有一个很重要法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为熵（Entropy）增定律，简言之，就是趋向平衡态。生命物质界里除了熵增定律外，还有负熵定律。生命体在不断补充食物吸收能量的时候（熵增），必须得将多余的能量通过运动和思考等方式散发出去（消耗掉），否则生命体将因达到一种平衡态而终结，这种能量的散发便是负熵。负熵定律简言之，就是指属于耗散结构的生物体，所具有的自我调适机制即自我组织能力，其可以对局部的平衡态实施反向作用，进而重建新的局部的非平衡。熵增定律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负熵定律，共同组合成了生命物质界的综合法则。人并非孤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要受到生态环境中遵循熵增定律的地球资源的制约，还会受到其他生物体如微生物的自身熵增/负熵变化的袭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生物有机体中的潜在驱动律——熵增和负熵，会在人类社会的内（社会及单体自然人本身）外（外部环境）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甚至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区分并把握全球史、生态环境史和疾病史的界定、特性异同，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性。
    全球史作为人类社会形成、发展过程的整体史，不同于全球化。全球化可以看作是一种客观历史现象。广义全球化，能够追溯至早期人类在全球的迁徙；狭义全球化，则专指20世纪下半叶中期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全球化。与之相比，全球史的更多意义则落在了历史编纂学上，属于历史学主体即史学家的“主观”，如何去看待历史学客体即“客观”发生过的世界历史问题。早在1.2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通过人口的迁徙，扩散到了世界各地。于此同时，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宏观整体，其形成和发展的问题也因之开始具有了全球意义，只不过在历史早期表现为差异化，近代以来才转向趋同化，而直接关乎人之生存的基本命题却贯穿始终。全球史研究的方法论具有如下的关键特性：（1）历史时空架构的整体性；（2）历史过程的动态性；（3）熵增和负熵的潜在驱动；（4）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其中第三点，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外化了的结果。以原始社会的人口迁徙为例，早期人类的采摘/狩猎范围及其收获量，通常受限于以天为单位（早出晚归）的活动半径。但是，人口的增长会使该半径内的资源消耗过多从而整个部族的生活难以为继，这便是熵增的一个结果（人口数量在局部/单位空间内达到极限）。如何摆脱困境？部族通常做法是将多出来的人口分流他处（实在不行则举族迁徙），而这便是负熵的外化表现。
    生态环境史有别于环境史，因为生态学的概念界定使得“生态环境”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同于“环境”。生态环境史的定义可以界定为：自然人的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与其生存发展赖以存在、必不可少的生态环境（包括其他生物物种在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演进或者变迁的整体史。简言之，是人类同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体史。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生态环境史会因其着眼点不同而有很多的主角（研究对象），但位于核心位置的主角实际是人（例如我们观察鸟生态环境，实际上是用人的眼光和视角在研究）。提到人，就不可能忽略社会环境的问题。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做法，其实是受社会环境的规约或制约/影响的。生态环境史的这些嵌套特性，同样决定了我们对其考察，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个维度。方法论方面，生态环境史与全球史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很大差别：（1）时空架构的整体性，拓展到超微观与超宏观。我们的探讨不仅着眼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更会将探讨的覆盖面加以泛化，涉及环境A与环境B、乃至关联到环境C等诸多的相互关系。（2）过程的动态性上，a)不同尺度空间的事件过程，会同时具有时间长度上的差异性，并且相互交织、交错或叠加，形成复杂的互为影响。例如，鸟类的空间尺度（飞翔/起落空域的范围和高度）和时间长度（生命周期和生物钟节律即迁徙节奏）均不同于人类，但却与人类社会的时空相交织、交错/叠加。b)不同对象的事件过程动态性的节律，也存在着差异性。微生物和人属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生物，各自的时间尺度和节律差异就很大，但人的一生无法摆脱微生物的影响，而微生物则是人的生态环境中另一类大的构成要素。（3）生态环境史领域的熵增和负熵驱动是显性的。只要我们用熵的眼光看问题，便能在生态环境中看到/发现/揭示无数的熵增或负熵现象，如植被的发散性拓扩；污染物质在水体中的弥散性蔓延；动物种群的迁徙性扩散，等等。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疾病史。为能更好地展开研究，须先厘清中国史籍里的“病”、“疫”和“瘟疫”的差别。“病”可以归类至非传染性疾病；而“疫”则大体应归类为传染性疾病。不过以现代医学科学的标准严格地看，疫同时又不仅限于传染性疾病，其还包含非人与人直接传染、却又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为人们普遍患有的某类疾病。“瘟疫”一般指代的是暴发期间尚不为人们认识的传染性疾病，而且是致病率和致死率均居高位、具有很大流行性的重大传染病。某种意义上讲，瘟疫也是个历史文化概念，反映了现代医学科学问世之前，历史上的人们对未知疾病的惊恐和无奈。有人将瘟疫与疾病分离/割裂或对立起来看待，显然不正确；把瘟疫史和疾病史置于同一逻辑层面，也是不妥的。因为：（1）瘟疫史从属于疾病史，是疾病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内容之一。（2）疾病史的探讨，只要涉及传染病问题，自然会关联到瘟疫史；反之，瘟疫史的深入探讨并使之保有科学性，也必须得从疾病问题入手。不谈疾病问题，如何弄懂/理清瘟疫的疾病学机理呢？所谓的瘟疫，首先是疾病问题，其次是疾病的传染性问题，最后才是疾病的重大流行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