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如此的厘清和诠释，我们便可将史学门类疾病史的概念内涵作如下界定，即：所谓历史学意义上的疾病史，是指自然人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因人类的自身行为扰动或打破了生态环境原有的衡动机制，从而导致疾病产生、发展、流行和消退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疾病展开抗争的历史。史学门类疾病史研究的对象主体，是历史及现实中的各类疾病，透过这些疾病，来探讨或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此的疾病史，基本特性同样可以用几个关键点加以概括：
    第一，时空架构的整体性方面，在保有全球史时空架构基本特征的同时，还具有类似于生态环境史的性状。这样的疾病史，时空架构囊括范围会非常宽广，从超微观到宏观（倘若研究环境变异造成的物理或毒理性疾病，则可扩展到超宏观，如会涉及太阳黑子活动对疾病暴发的作用/影响等）。疾病史的研究在吸纳自然科学/医学科学最新成果的同时，探讨的视角已经不可能局限在传统的常规时空架构中了。
    第二，过程的动态性上，除具有全球史和生态环境史的一般性状外，主要还表现出微观事件与宏观事件之间的互动。宏观事件如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是微观事件如病毒感染，在人类社会活动这一层面交互作用的结果。微观→宏观→再微观→再宏观→……如此的循环往复螺旋式推进，构成了传染病暴发流行这类事件过程动态性的微/宏观交错链的特性。而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疾病史研究者在探讨社会层面的疾病扩散流行这样的宏观事件的同时，也必须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微观，去推敲辨析造成宏观事件的原发性根源——病毒或其他致病菌的事件过程。
    第三，熵增和负熵的驱动亦有其自己的特点。在疾病史领域里，微生物为主角的活动是隐形的，因而其间所导致的疾病发生和传染乃至扩散流行，不论熵增还是负熵的驱动作用，对于人类来说都是隐性的。但还须注意到，人类为主角的活动却是明显可见的，因而由此造成的疾病感染和传播，表现在熵增或负熵的驱动作用上，则是显性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关系，决定了疾病史中的熵增和负熵的驱动，以复杂的嵌套结构而存在。明显可见的人类活动，同步隐含着难以显现的微生物活动。前者的熵增或负熵，其实也并行着后者的熵增或负熵。两者的交织互动，形成了我们看得见或可以感知的疾病现象或传染病大流行现象。
    此外，历史学门类的疾病史还具有以下两个特性关键点：（1）人类行为同生态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关系的演变构成了疾病史得以展开的基础。（2）微生物与直接寄生宿主和间接寄生宿主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疾病史的矛盾运动。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微生物是主要方面，占支配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整个世界历史上，人类针对疾病所发现、发明及采取的全部医疗卫生的举措，都是被动应对的产物。在同微生物交往的过程中，人类惟有对自身，才真正掌握了主动权。为此，人类的行为便显得非常重要。
    疾病史的探究中，人类行为是问题的焦点所在。从疾病关系的发生学角度看，研究疾病的历史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样的关系会导致什么疾病情况的发生，等等。疾病关系的发生学问题，首先是疾病与微生物的关系；其次是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第三就是疾病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实质是个体行为导致个人疾病的发生，社会行为导致群体传染病的出现进而导致传染病大流行的暴发。疾病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构成三类关系中最根本也是最具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疾病是如何影响历史的？其实，正是通过人类的行为影响乃至作用于历史的。人类行为，扰动并沟通了不同的生物种属界域和层级。人类行为尤其交往行为，对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疾病史的时候，人的行为为何发生变化，存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事件促发了这些行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予以具体的分析
    总而言之，疾病的生成/发生虽为地域性，但由于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往往会扩大成跨地域及至全球规模，所以对疾病史的研究应具备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全球眼光。同时，疾病又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交互冲突的产物，所以对疾病史的研究亦应具备全球意义上的生态环境视野。世界历史意义的疾病史，肯定是生态环境史的，也一定是全球史的。这也就是讲究科学的全球疾病史研究中应当具有的，疾病史，与生态环境史和全球史，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亦是本文何以将全球史、生态环境史和疾病史放在一处进行探讨的原因所在。
    （原文分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和2015年第1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